席懋昭烈士
席懋昭烈士青年时期
席懋昭烈士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席懋昭，生于1912年，又名席哲明，仪陇县先锋镇人，幼读私塾，后考入仪陇第三高等小学学习，1928年考入仪陇县立初中三班。在校期间与一批要好的同学在仪陇县城观音阁成立了一个“学术研究会”在学校开展了一场“读书不忘救国”的学生运动，被县警察局拘捕。押送途中，他虽机智逃脱，却被学校开除。
1931年他考入保宁（今阆中）联立高中，因参加反对军阀控制学校的择师运动，被开除学校。1932年考入成都天府中学读书。是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中共成都北区区委组织干事，中共成华区委宣传、发行工作干部。同年8月，由组织派往邛崃、荥经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1935年初，他转移到西康省天全县灵关村当小学校长。为迎接红军，他与地下党员，观音寺小学校长魏守端一道，组织了一只精干的游击队。5月下旬，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来到天全县。他和魏守端带领游击队，拿起长矛、大刀、鸟枪，埋伏在险要隘口，伏击国民党的围追部队，给红军带路，使红军避开了敌人的包围。他亲自带领游击队为红军站岗放哨，筹集粮食和衣物。这时党中央决定派陈云回上海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为了陈云同志的安全，必须选一名立场坚定、忠诚可靠、机智勇敢、熟悉路线的同志护送。党组织决定派刚加入红军的席懋昭担负护送陈云出川的任务。陈云化妆成小学教员，在席懋昭的带领下，从灵关村攀上山路，出没于原始森林和悬崖峭壁间的羊肠小道。多次避开敌人的追击和盘查，经荥经，过雅安，经成都，抵重庆，行期10余天，行程1400多里。在重庆，他们住在刘伯承同志的弟弟家里，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将陈云同志安全地送上了轮船，离开了重庆，他才急返灵关去追赶红军。他风雨兼程到达雅安便知“四川剿匪总司令部”正在通缉他。他立即折返成都去找党组织。因未找到，便回家乡躲避几日，然后去陕甘边区找红军。不料，同年8月，他在阆中县小黄沟躲藏时被敌人逮捕，押回仪陇囚禁。在狱中，他经受了严刑拷打，不只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参加过红军，还对护送陈云一事更是守口如瓶。
“西安事变”后，在民主人士张澜先生的声援下，他于1937年3月获释。1937年9月，他历经千辛万苦到了延安，被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同年11月，他在延安受到了陈云同志的亲切接见。
1938年2月，党中央派席懋昭回到四川工作，3月抵达成都，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为发动民众抗日而积极工作。8月，中共四川省委派席懋昭回家乡仪陇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党的组织。
第二年，他在仪陇县建立了地下党特别支部，选为支部书记，并利用在观音乡（今先锋镇）当乡长的职务，组织进步青年打入伪政权，为穷苦百姓谋事。1943年春荒时，他将政府储存在观音乡的三万多石稻谷全部发给饥民度荒，被国民党县党部和伪县长诬为“收买人心、图谋不轨”而被撤销乡长职务，关进监狱。后由众乡友相助才获得释放。席懋昭出狱后，即转移到西康、雅安、泸定、天全等地继续筹备革命武装。发展党的组织。
1944年，他利用兄长关系打入伪天全县政府当了民教科长，开展革命活动，因人告发，被勒令停职，驱逐出境。他又辗转到懋功、芦山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1948年3月18日，席懋昭在雅安召开党的重要会议，因叛徒告密，被敌人逮捕，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关押。在狱中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给难友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鼓励难友坚持斗争。1949年11月27日，席懋昭在敌人的大屠杀中英勇就义。时年37岁。
1983年12月，陈云同志在给四川省委组织部的亲笔信中指出：“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追认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
1994年南充市革命烈士博物馆，又陈列展出了席懋昭同志的革命事迹。1996年为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又拍摄播放了《陈云出川》电视片。席懋昭的革命事迹在全国各地广为传颂。
相关链接
链接一：
英雄故事：陈云出川的智勇“保镖”
年轻有为
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席懋昭，15岁在仪陇求学期间，就开始走向革命道路。
1929年，席懋昭曾组织7名同学成立了“学术研究会”，带领仪陇中学学生开展了一场“读书不忘救国”的学生运动，揭露美蒋的倒行逆施。6月，他又领导了反对军阀李炜如的侄儿李继如克扣学生伙食费的罢课斗争。在那次斗争中，席懋昭提出“打倒军阀”、“严惩贪污”的口号，轰动了整个仪陇县，但也因此遭到了反动当局军警的镇压。席懋昭等8名学生被捕，所幸押解途中，他机智地逃脱了，但学籍却被开除了。
此后，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1932年，席懋昭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他经常在成都的各个中学及川大、四川医专等大专院校之间，发展组织，发动学生运动，组织群众响应红四方面军的号召，鼓动青壮年参军和支前工作。
1933年，席懋昭光荣入党。8月，被党组织派往邛崃、荥经等地从事地下活动，后因叛徒出卖，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席懋昭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在逆境中孤身奋战。
1935年，席懋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来到天全，经过长兄席伦（时任川军二十四军五旅二十八团一营营长）的推荐，天全县长派他和贺伯琼到灵关小学任校长和教导主任。到任后，他迅速与二音院（观音寺）主任教员、地下党员魏守端取得了联系，向学校教师和乡亲们宣传新思想，传播革命火种，并以其不近豪门贵户、关心农民疾苦的作风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和爱戴，几个月便在灵关镇上奠定了开展地下工作的群众基础。
1935年6月，为迎接强渡大渡河后的红军，席懋昭和魏守端在灵关镇做了分化瓦解团丁、保住灵关大桥、稳定乡亲情绪等大量工作。在红军到达灵关的前一天，席懋昭带领一批青年赶夜路到天全去接应红军，他们为红军先遣队一军二师四团作向导，避开了敌军重兵把守的大路，从十八道水、苦蒿坪抄捷径至朱砂溪，协助红军一举击溃了裴学仁、杨南甫的团丁，进入了灵关场。翌日，席懋昭和魏守端领着红军战士打开了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乡亲。
在迎送红军的一个星期中，席懋昭正式加入了红军,并受中央委派护送陈云出川。
临危受命
地下党员当“保镖”
1935年6月7日，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后，进入宝兴县灵关场（当时属天全县）。接着，大部队陆续进入，并经灵关、宝兴，直奔夹金山。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夹金山。就在红军中央纵队即将从灵关启程赶往夹金山时，中央通知陈云停止长征，返程出川赴上海。
从灵关到上海，路途遥远艰险，沿途国民党军警特务戒备森严，陈云人生地不熟，又是一口江苏口音，没有可靠的人护送绝对不行。选谁护送呢？经过慎重考虑，中央选定了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灵关小学校长席懋昭。
6月12日，接到任务的席懋昭和另外一位地下党员陈梁护送着陈云冒雨出发了。
为了避开追击的敌军，陈云、席懋昭、陈梁一行3人化装成教师和商人，决定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直奔成都，而后再到重庆。三人走出灵关不远，忽然“偶遇”国民党天全县的教育局长。
原来中央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故意“疏忽”一下，让已经被俘的天全县教育局长逃掉。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教育局长外逃荥经，让他做陈云一行三人的“开路先锋”。这个巧计，陈云提前就告诉了席懋昭。此时，席懋昭一番“巧言辞令”，便博取了“上司”教育局长的信任。
于是，4人结伴而行，直奔荥经，沿途遇到民团盘查，都被当教育局长的“先锋官”一一化解。第二天，他们顺利到达荥经县城。
在荥经县城休息一晚后，陈云一行继续出发。从荥经到雅安，从雅安到成都，遭遇敌人盘查无数的三人走了五六天后，总算顺利进入成都。
当时的成都，蒋介石亲自坐镇，到处增岗加哨，戒备森严。席懋昭机智巧妙地应酬，保护着陈云顺利进了城。
陈云持刘伯承同志的一封亲笔信，找到了美丰银行的董事胡公著先生。陈云在美丰银行楼上住了一宿，第二天一早就托人去报馆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向中央发回暗号，表明他顺利到了成都。随后,陈云顺利到达上海,席懋昭护送陈云同志经重庆到上海的任务完成。
英雄无求
历史不忘真英雄
1948年3月18日，席懋昭在雅安被特务逮捕，被送往重庆“渣滓洞”，后被害于美蒋特务的大屠杀中。解放后，由于对席懋昭的情况不了解，他未被定为烈士。
陈云在抗战时期、解放前后，曾经多次向四川的同志询问席懋昭的下落，但一直未能找到。
1983年4月，陈云得知席懋昭在重庆解放前夕牺牲在渣滓洞，便立即向中共仪陇县委和中共四川省委询问情况，并为复查提供材料和线索，非常关心他是不是定为烈士的问题。经过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和中共仪陇县委的调查，终于查清了席懋昭的革命斗争经历。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人把复查席懋昭的情况和革命斗争事迹以及照片报送陈云同志。
陈云同志经过认真审阅和仔细辨认后，于1983年12月20日亲笔署名为席懋昭写了翔实而又珍贵的证明材料：“……最近，四川省委组织部送来材料，证明席懋昭同志确曾担任过灵关殿（村）小学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另外，还送来一张他的照片，这些情况以及照片，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断定，席懋昭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村）到成都、重庆的那位同志。”陈云根据席懋昭一生的革命活动和对党作出的重要贡献，指出：“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追认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他的功绩载入了中国现代革命史册。
英雄生平
席懋昭，生于1912年，又名席哲明、席克进，四川仪陇县人。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到天全县开展工作。红军长征经过天全灵关场（现宝兴灵关）时，他参加了红军。此后，他接受党的派遣，机智勇敢地完成了护送陈云同志出川的任务。
1937年9月，席懋昭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2月被派回四川开展工作。
1948年3月18日，席懋昭在芦山被特务逮捕，被送往重庆“渣滓洞”。1949年被害于美蒋特务的大屠杀中。
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
评说英雄
杨建学（宝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外宣办副主任）
长征，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红军长征经过宝兴留下了三越夹金山、陈云出川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动人故事，给宝兴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特别是地下党员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的革命史诗，留给宝兴人民的团结奋进、英勇无畏、勇往直前和不胜不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激励着宝兴人民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奋发图强！
岳崇江（宝兴县灵关镇中心小学校长）
我们学校有关于陈云与席懋昭故事的乡土教材，并有席懋昭的雕像，我们以此为学校的文化特色，宣传红色文化，教育学生们向革命先烈学习，发扬红军长征精神。
席懋昭原是学校的老校长，也是我的老前辈，我以能担任灵关小学校长的职务为荣，我不仅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更有责任有义务将他的革命精神告诉下一代，并教育他们向英雄席懋昭学习。
余莹（灵关镇中心小学教师）
在学校，我每天都能看到英雄的雕像，我和学生们都非常崇敬席懋昭这样的英雄，他将陈云护送出川，在灵关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他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链接二：
陈云为席懋昭洗冤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复出，不仅提出为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彭德怀、潘汉年等重大冤案平反，而且还亲自为席懋昭洗去冤屈。
席懋昭何许人也？四川天全县灵关殿小学的校长。陈云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为什么会在1983年12月20日亲笔书写证明材料，为这位小学校长拨去历史的阴霾呢？
这件事，说来话长……
突然从长征队伍中消失
1935年春，陈云出席历史性的遵义会议后不久，在红军长征队伍中便不见他的踪影。
有人说，陈云失踪了。
也有人说，陈云牺牲了。
其实，陈云奉中共中央之命，担负重要任务，秘密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
当时，中共上海局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到上海恢复组织。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
原本中共上海局是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的通道。由于中共上海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因此，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先未向共产国际请示，事后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而这一会议又事关重大，撤下了博古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职务，改变了党的军事路线。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仍属共产国际领导，按照组织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之下的中国支部，因此由张闻天、毛泽东等组成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急于派人向共产国际汇报。显然，这样的汇报必须通过上海，因为上海有共产国际派驻的秘密代表……
最初，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潘汉年前往上海。潘汉年灵活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理所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潘汉年不是遵义会议的代表，他并不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要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的情况，中共中央显然需要派出比潘汉年层级更高的代表，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在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博古这五常委之中，张、毛、周无法离开红军，博古是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批判的对象，显然不合适，唯有陈云去上海是最恰当的人选。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明确支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派陈云去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完全信得过。再说陈云是上海人，本来就在上海工作，熟悉那里情况，何况那时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分工负责白区工作，所以去上海的中央代表非陈云莫属。
1935年5月29日，红军夺取泸定桥。陈云在红军到达懋功雪山脚下的灵关殿后，离开红军，前往上海。
“收账先生”突破重重包围圈
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颇为危险，也颇为艰难。陈云对四川人生地不熟，而且他有浓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只要陈云一开口，就知道是外地人……
陈云秘书朱佳木告诉笔者，陈云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的。
席懋昭是朱德的同乡，1912年出生于四川仪陇县观音乡。又名席哲明、席克进。1930年在仪陇中学读书时，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在押解途中脱险。1931年入保宁高中，次年秋在成都天府中学读书，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党组织遭到破坏，叛徒出卖了他，席懋昭按上级指示转移到了荥经县，后来又转到天全县，依靠他在川军24军5旅28团一营任营长的长兄席伦的关系，被天全县长委派到灵关殿小学任校长，他的妻子贺伯琼（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担任教导主任。有了这样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席懋昭在天全县与二音院（观音寺）主任教员、中共地下党员魏守端取得了联系，开展地下工作。
1935年6月6日晚，席懋昭带领游击队在天全县城附近迎接红军，并带领红军先遣队一军二师四团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大路，抄小路经十八道水、苦蒿坪直抵灵关。从此一连6天，红军源源不断从灵关经过，向宝兴进发。席懋昭和魏守端带领红军战士打开了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乡亲。
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夹金山。就在红军的中央纵队即将从灵关启程赶往夹金山时，席懋昭接到中央纵队红军两名指挥员交给的重要任务，护送陈云出川。
当时，陈云就住在灵关殿小学。当席懋昭来到陈云住处，一位名叫陈梁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来到这里。陈梁是四川冕宁县沙坝中共党支部负责人，红军经过冕宁时，他随红军北上，来到了天全县灵关，奉命与席懋昭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为了对付沿途的盘查，当时席懋昭、陈梁与陈云一起商量，陈云的“身份”有两种：通常说成“小学教员”，因为席懋昭是小学校长，容易掩护陈云。也有时可以把陈云说成是去川西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陈云的算盘打得飞快，熟悉“收账先生”的“业务”。考虑到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在追击红军，他们商定避开大路，走山路，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到达成都，再从成都前往重庆。席懋昭在荥经县工作过，对那一带很熟悉。
为了确保陈云能够顺利“过关”，中央纵队红军的指挥员根据席懋昭的建议略施妙计，以给陈云一道“护身符”。
当天，陈云一行在细雨中离开灵关殿小学，踏上征途。就在他们走出灵关不远的地方，忽然有一个满身是泥水的30多岁的男子急急忙忙从后面追了上来。席懋昭认得此人，大声喊道：“局座，怎么落得这个样子？”
此人正是席懋昭的顶头上司、天全县教育局长熊某人。他作为国民党官员，在红军攻下天全县城时被抓。这天，把他从县城押解到灵关，红军“一不小心”，被他逃脱——逃脱的时间，恰恰是在席懋昭等刚刚离开灵关的时候。熊某人的家在荥经县，他是荥经县的地主，红军料定他会从灵关逃往荥经县，在山路上与席懋昭等“不期而遇”。
席懋昭向熊局长介绍陈梁说，是他冕宁的远房亲戚。接着又介绍了“收账先生”，说是做药材的商人（席懋昭随机应变，由于熊某人是天全县教育局长，倘若把陈云说成小学教员，容易“露馅”）。他们都是为了躲避“梅老二”(当地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代称)，结伙从山路逃往荥经县。
那位熊局长信以为真，也就跟他们仨同行。一路上，民团设置的哨卡，见到熊局长，一边点头哈腰，一边连查都不查就放行了。翌日，陈云一行顺利到达荥经县城。这天恰巧是陈云30岁生日。
毕竟是“患难之交”，熊局长热情地邀请陈云一行到他家做客。盛情难却，陈云等在他家住了一晚，由于重任在身，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朝雅安进发。就这样，走了五、六天，顺利地过了一关又一关，陈云一行来到了成都。
成都风声甚紧，这是因为蒋介石正坐镇成都，亲自指挥剿灭红军。蒋介石从1935年3月2日入川，在四川坐镇150多天，发誓要全歼红军于四川。就在陈云到达成都的前几天——1935年6月14日，蒋介石还在成都发布命令，在四川正式实行保甲制，提出“编组保甲，清查户口”，以“追堵”红军于长征途中。
进入成都时，陈云为了减小目标，与席懋昭、陈梁分头活动。陈云单独前往联络点——美丰银行，找到董事胡公著先生，出示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胡公著先生乃是刘伯承好友，当即招待陈云住下。陈云还交给胡公著先生一张文稿，请他派人于次日早上把文稿送至春熙路中段31号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文稿上《廖家骏启事》是事先拟好的：“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是陈云与周恩来约好的联络暗号。倘若在《新新新闻》上看见《廖家骏启事》，就表明陈云已经顺利抵达成都。陈云未敢在成都久留。住了一晚，便与席懋昭、陈梁在约定的地点会合，结伴从成都乘长途汽车前往重庆。
在重庆，陈云这位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真的来到一家药铺，向店主出示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立即受到了店主的热情接待。原来，这位店主就是刘伯承的弟弟。刘伯承弟弟家是在重庆较场口附近的大户人家，那里叫“十八梯坎”——也就是十八层台阶的意思。陈云一行在刘伯承弟弟家得到很好的休息。几天之后，刘伯承弟弟为陈云买到从重庆到上海的船票。陈云在朝天门码头与席懋昭、陈梁告别，只身东去上海。
陈云在席懋昭、陈梁的护送下，居然长驱700多公里，穿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圈，从蒋介石的眼皮底下，安然前往上海……
上海一片白色恐怖。陈云在1935年6月底到达上海，跟潘汉年重逢，在整顿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之后，搭乘一艘苏联货船到达海参崴，经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莫斯科。经陈云汇报之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改换了领袖，必须得到共产国际以及斯大林的同意。
在延安重逢倍感欣喜
两年半以后，陈云回国。出乎陈云意料的是，1937年11月29日，当他搭乘苏联专机从迪化（乌鲁木齐）飞抵延安时，席懋昭居然出现在欢迎大会上！
陈云与席懋昭能够在延安相会，倍感欣慰。陈云当即约席懋昭翌日详谈。
第二天，席懋昭如约去看望陈云。席懋昭告诉陈云，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送别陈云之后，马上从重庆沿着原路返回，去追赶红军。不料在半途被捕入狱。由于他是仪陇县人，被捕之后转送仪陇监狱，地下党请求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出面帮助，这才使他在1937年保释出狱，9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临别时，陈云拿出一双呢子拉链棉鞋和一听罐头，送给席懋昭，这在当时的延安算是很珍贵的礼品了。
1938年2月，席懋昭结束了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学习，回到四川，在中共四川省工委从事地下工作。此后，中共仪陇城关支部成立，不久又组建为中共仪陇特支，席懋昭回到家乡仪陇，担任特支书记。1941年，席懋昭出任仪陇观音乡乡长，以此公开身份掩护地下工作。1942年10月，席懋昭又遭被捕入狱。1943年初经联保获释。出狱之后，席懋昭无法在仪陇县立足，转移到天全、雅安、懋功、泸定等地从事地下工作。这一带的土豪劣绅联名告发席懋昭：“民国24年加入过赤匪，接受过组织重大派遣，是个共党重要人物。”于是席懋昭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1948年3月8日，由于叛徒出卖，席懋昭在雅安市区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监狱。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就在重庆解放的3天前——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疯狂地对“中美合作所”白公馆、渣滓洞监狱进行大屠杀。3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倒在血泊之中。席懋昭就是在这次“11·27”大屠杀中牺牲的，年仅37岁。
重庆解放后，1950年1月，由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对“11·27”大屠杀中的牺牲者进行烈士资格审查。杨虎城、罗世文等236个被害人员被宣布为革命烈士。此外还有近百名牺牲者，还一时难以准确地评定他们的政治身份和表现，其中包括席懋昭。曾任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的邓照明在《巴渝鸿爪》一书中回忆当时评定烈士的标准说：“当时的依据大概是，这些人被捕后的影响如何？当时有些什么传闻？和从集中营脱险出来的人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当时只能根据这些来确定烈士名单。”当时，只凭脱险难友的一两句话，称“席懋昭在狱中所说的参加过长征及西康组织，是假的”、“表现不好”，就决定席懋昭“不列名”，即没有列入烈士名单。
陈云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以后，也一直关注席懋昭的踪迹。不过时隔多年，陈云只记得席懋昭是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不记得他的名字，所以未能查找到席懋昭。
在1965年前，虽然当时的西南军政委员会曾经发出了继续搜集那些“不列名”牺牲者的材料的通知，但是未能专门组织力量调查、核实，只追认钟凌云等11人为烈士。
亲笔写下证明材料
1981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抓紧复查未定烈士人员的通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复查工作。于是，在“不列名”的名单上，开始查核席懋昭的政治情况。由于席懋昭属仪陇县，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请中共仪陇县委落实核查席懋昭的任务。
1983年初，席懋昭问题有了重大突破，中共仪陇县委在地下党的档案中，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其中写及护送陈云出川，一下子就引起高度关注。于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向陈云核实这一情况。
1983年7月12日，陈云委托秘书复信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
1935年红军长征过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他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当时确有一位在灵关殿作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他到成都、重庆，以后在延安还见到过这位同志，但姓名记不得了。如席做过灵关殿的小学校长，即可肯定席就是当年护送过他的那位同志。
陈云非常关注这一情况，8月28日，陈云又委托秘书给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催问查询结果。
10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致信陈云办公室说：经查历史档案，席懋昭在1934年和1935年确实当过天全县灵关殿村小学校长。同时附寄了《席懋昭情况简介》，请陈云提供一份证明材料。陈云希望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能够提供席懋昭的照片，以求最后确定这一问题。1983年12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派出专人把复查席懋昭的材料以及照片送给陈云。
陈云于1983年12月20日亲笔写下详细的证明材料：
1935年春，红军长征过了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我回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当时我化装成小学教员，组织上派了一位担任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我。我们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击部队，走的是山路，经荥经、雅安到达成都。在成都，我和他分开活动。我持刘伯承同志的亲笔信，找到他在中美银行任董事的朋友。那人一见我，就说外面风声很紧，情况很危急，要我快走。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和护送我的同志前往重庆。在重庆，我又持刘伯承同志的信找到他在药铺的弟弟，在他家里住了几天，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到此，护送我的那位同志完成了任务，和我分手。1937年，我到延安后曾见过护送我出川的那位同志，记得他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不久，他又被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从此没有再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我由于记不起护送我的那位同志的名字，便要办公室查一下这位席懋昭同志当年是否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是否也在该校当过教员。最近，四川省委组织部送来材料，证明席懋昭同志确曾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另外，还送来一张他的照片。这些情况以及照片，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断定，席懋昭同志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到成都、重庆的那位同志，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陈云的这一亲笔证明材料，为席懋昭洗去了冤屈。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黄宁康、唐建余、陈本立等4位“11·27”大屠杀牺牲者为革命烈士，其中席懋昭因护送陈云出川有功，被追记大功一次。
在席懋昭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时候，陈云出川也被人们所记起。不过，最初媒体只宣传席懋昭精心护送陈云出川，只字不提还有一个人——陈梁。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陈梁后来成了叛徒。
其实，陈梁在护送陈云出川的时候，毕竟还是革命者。倘若他那时候就是叛徒，陈云怎么可能平安出川呢？看待一个人，不能以后来论当初。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后来沦为汉奸，但是在1921年的时候是共产主义者。人毕竟是在不断变化的，不能以他们的后来就认定他们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时就“动机不纯”，就要把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所作出的贡献一笔抹杀。应当说，陈梁护送陈云出川，也是立了一功。
据时任冕宁县工委书记、县革命委员会主席、解放后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野苹回忆：“送陈云去成都的两个人中有一人是冕宁沙坝人，叫陈梁，这个人我认识。”
随着政治环境的宽松，陈梁终于又被重新提起：护送陈云出川不是席懋昭一个人，而是席懋昭与陈梁两个人。
链接三：
几十年后被追记大功的革命烈士
2007年的金秋10月，中共十七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开幕式上，参会代表在党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的带领下全体起立，向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烈士默哀3分钟，表明了全党同志对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烈士的无限崇敬和无比怀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继往开来，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开创的道路，继续向前。在这特别的日子里，追忆起老一辈革命家，为一位埋沉几十年的被难者追认革命烈士、追记大功的不寻常故事，显得特别有意义。
20世纪80年代，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和指示下，复查重庆“中美合作所”暨军统集中营被害的未定烈士工作中，有一位被追认的革命烈士受人关注。因为这位同志是在中央红军长征时飞夺泸定桥、突破大渡河后，摆脱了敌军重重围堵，粉碎了敌人妄图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图谋，红军摆脱了数十倍于我的敌人，实现北上的重大战略转移后，为我党护送一位高级红军干部而建立过功绩，在中共党史上留下过足迹而鲜为人知的人。他就是长征时护送陈云同志出川的红军战士、地下党员席懋昭。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非常关心复查烈士的工作，多次要求秘书询问，五十年前在长征途中护送他安全出川，去上海工作的原西康省天全县灵关殿小学的一位地下党同志的情况。他还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调查线索，翔实地证明了这位对党对人民立下重大功绩的烈士证明材料，并亲笔签署下自己的名字。据陈云同志1983年12月20日证明材料写道：“1935年春，红军长征过了大渡河后，中央决定派我回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当时我化装成小学教员，组织上派了一位担任天全县灵关殿小学校长的地下党员护送我。我们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击部队，走的是山路，经荥经、雅安到达成都。在成都，我和他分开活动。我持刘伯承同志的亲笔信，找到他在中美银行任董事的朋友。那人一见我，就说外面风声很紧，情况很危急，要我快走。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和护送我的同志前往重庆。在重庆，我又持刘伯承同志的信找到他在药铺的弟弟，在他家里住了几天，买好去上海的船票。到此，护送我的那位同志完成了任务，和我分手。1937年，我到延安后曾见过护送我出川的那位同志，记得他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不久，他又被派回四川做地下工作，从此没有再听到有关他的消息。我由于记不起护送我的那位同志的名字，便要办公室查一下这位席懋昭同志当年是否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是否也在该校当过教员。最近，四川省委组织部送来材料，证明席懋昭同志确曾担任过灵关殿小学的校长，他的爱人也在该校当过教员。另外，还送来一张他的照片。这些情况以及照片，和我的记忆完全吻合，因此可以断定，席懋昭同志就是当年护送我从灵关殿到成都、重庆的那位同志，我认为，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据四川省委组织部调查核实，在长征时红军到达西康省天全县时，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席懋昭，率该县地下党员组织的游击队加入红军队伍。在红军里，接受党组织的派遣，护送陈云同志冲破敌军的层层封锁，由川西往川东，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和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重大任务。席懋昭同志颀然接受了这一光荣任务，利用他对当地及周边地形的熟悉，他们走小路、山路，钻山沟，沿途躲过敌人的围剿部队，经雅安、成都等地到达重庆。在将红军高级干部陈云同志送上由渝去沪的轮船后，席懋昭又赶回天全县追赶中央红军，然而红军已经北上。他却在当地遭人指认，受到敌人的追捕，曾先后两次被捕。第一次在1935年的8月，在追赶红军前往陕甘边的路途上，于阆中县被捕，关了1年零8个月，始终坚不吐实，抗战前被释放出来。为找党，他不畏艰难，爬山涉水，于1937年9月终于到达延安，被组织部门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
而受党中央委派到上海工作的陈云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在上海恢复了党的组织，为尽快取得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将遵义会议决议转达共产国际并接受指导，他辗转到了苏联。抗战爆发后，为民族生存、全民族利益，国共在抗日大局下，捐弃前嫌，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11月，陈云等乘苏联专机回到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又在延安与护送他去沪的人重逢，两人的再次相见，让陈云同志印象非常深刻。
席懋昭在中央党校完成学业后，于1938年2月被中央组织部派回家乡四川仪陇县从事地下工作。他以本地乡长身份为掩护，建立党的地下支部，发展党员。席懋昭从事的革命进步活动，遭到当地县长的忌恨，撤销了他乡长的职务。1944年，他转到雅安、懋功、泸定及天全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又被当地的土豪劣绅联名告发：“民国24年加入过赤匪，接受过组织重大派遣，是个共党重要人物”。从此遭到敌人长期通缉，于1948年3月在雅安被捕，辗转关押军统重庆集中营及“11·27”大屠杀中最后牺牲在 “渣滓洞”，时年37岁。
重庆解放后，1950年1月，由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在短时间内无从查证的情况下，仅凭脱险难友的一语及数语“席懋昭在狱中所说的参加过长征、及西康组织，是假的”、“狱中乱用人家的钱，骗难友” 及“表现不好” 等证言，认为该死难者不够评定烈士资格，定为“不列名”。当时评定烈士的标准，据曾任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的邓照明在《巴渝鸿爪》一书中回忆说“当时的依据大概是，这些人被捕后的影响如何？当时有些什么传闻？和从集中营脱险出来的人所提供的情况。我们当时只能根据这些来确定烈士名单。”另据解放初期《新民报》1950年1月8日刊载“称为烈士的三个条件：1、生前参加革命行动或留有遗著；2、被捕后是坚贞不屈；3、壮烈就义。”而席懋昭同志在西康的革命活动，在时间较短的评定烈士工作中，难以查证，更不用说，有谁能知晓他曾参加过长征并于长征途中接受党中央委以的光荣任务，护送陈云同志出川去沪的秘密使命呢！
然而党没有忘记他和他们——为革命事业作出过贡献、对党忠诚、而忠贞不渝、默默为党工作并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人。1984年1月，经过四川省组织部对 “中美合作所”暨军统重庆集中营末定性死难者的复查，以工作组掌握的大量复查证明材料，及席懋昭本人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所写的自传，陈云同志的亲笔证明，埋沉34年之久为革命作出重大功绩的中共老党员席懋昭同志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同年5月，按照他为党做出的重大功绩，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记大功一次。
陈云同志在长征途中受党中央的派遣，怎样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得以平安出川，由重庆去沪并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历史经历，被多方披露，这一史实已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册。
链接四：
参军仅6天 父亲护送陈云出川
1935年5月29日，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当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人在泸定桥下召开了“泸定桥会议”。会议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与在岷江流域一带活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二是让陈云停止长征，前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由于时间紧急并且参与的人数极少，“泸定桥会议”在中共党史、军史、长征史和中国现代史上都没有记载。
建党90周年之际，天府早报记者找到当年负责护送陈云出川的战士席懋昭的儿子席康桥，听他讲述那次惊心动魄的护送历程。
护送陈云一路惊险
1935年，6月12日，陈云从天全县灵关镇启程。考虑到路途遥远，沿途戒备森严，陈云一口江苏口音，没有可靠的人护送绝对不行。经过慎重考虑，任务落到一个参军只有6天的红军战士身上，他就是席懋昭。
席懋昭当年23岁，已是身经百“战”，上中学时便开始领导学潮，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遭叛徒出卖，他立即按上级指示转移到雅安荥经县，后又转到天全县，在灵关小学谋了一个校长职位。之后，他与妻子夏伯琼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
接到任务后，席懋昭来不及回家告诉妻子，径直去了陈云的住地。
席懋昭见到陈云后不久，组织上又派来一位名叫陈梁的同志与他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他们商量好路线，先从雅安到成都，再到重庆经水路去上海。
一出好戏“捉放曹”
经过准备，陈云、席懋昭、陈梁一行3人化装成教师和商人，出发了。
走出灵关不远，忽然一个30多岁的男子跌跌撞撞地从后面跑过来，浑身是泥，神情慌张。席懋昭向陈云使了一个眼色，两人会意一笑。
来者姓熊。党中央为了确保陈云的安全，巧妙地安排了一个小计谋。姓熊的原本是当地一个地主，在红军攻下天全时，匆匆外逃，被红军抓获。考虑到此人在当地的“能耐不小”，待陈云一行离开灵关后，故意给了他一个“逃跑”的机会。
这个“捉放曹”的巧计，陈云在同席懋昭商量行程时，组织就告诉了席懋昭。
由于是非常时期，从灵关到荥经，沿途仍有一些民团哨卡。好在姓熊的与这些民团都比较熟，所以只需他打个招呼，陈云一行逐一顺利通关。
一则声明平安抵蓉
从荥经到雅安，再从雅安到成都，3人昼夜兼程。虽然遇到一次又一次的盘查，但是他们沉着应对一一过关。走了五六天后，顺利进入成都。
当时蒋介石亲自坐镇成都，戒备森严。好在席懋昭在成都读过书，对成都的街道十分熟悉。他机智应对，保护陈云顺利进了城。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陈云决定与席懋昭、陈梁分头行动。
陈云持刘伯承的一封亲笔信，找到了刘伯承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先生。第二天一早，陈云托人去成都春熙路中段31号的《新新新闻》报馆，刊登了一则《廖家骏启事》，内容为：“家骏此次来省，路上遗失牙质图章一个，文为廖家骏印，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这个启事是陈云事先与周恩来商量好的暗号，表明他顺利到了成都。
辞别胡公著后，陈云在约定的地方与席、陈相会。3人一起奔赴重庆。到重庆后，陈云依然靠着刘伯承的另一封亲笔信，找到了刘伯承的弟弟，住了下来。稍作休息，陈云买好了轮船票，席懋昭、陈梁把他送到朝天门码头。陈云本打算让席懋昭陪他一起到上海，席说：“我一口四川话，走出四川，容易暴露。”
汽笛一声长鸣，陈云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茫茫江雾中……
陈云出川到上海后，发现难以开展活动，便于1935年9月转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长征及遵义会议情况。
1937年11月，陈云从苏联回到延安。在延安机场，陈云与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席懋昭重逢，紧紧拥抱。临别时，陈云拿出一双呢子拉链棉鞋和一听罐头，送给席懋昭。
当时蒋介石亲自坐镇成都，戒备森严。好在席懋昭在成都读过书，对成都的街道十分熟悉。他机智应对，保护陈云顺利进了城。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陈云决定与席懋昭、陈梁分头行动。
牺牲在解放前夜
1938年2月，席懋昭在延安的学习结束后，又回到四川，在中共四川省工委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夏伯琼去世后，席懋昭与席珍结了婚。1948年3月8日，由于叛徒出卖，他不幸在雅安街头被敌人逮捕，后被秘密押送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当年9月，席珍在泸定生下儿子，为寄托对丈夫的思念，席珍为儿子取名“康桥”，即西康省泸定桥之意，这也是夫妻俩追随红军参加革命的起点。
1950年，胡宗南率兵在西康对当地共产党员展开大肆捕杀。席珍带着儿子，转移到泸定县田坝乡的深山里，靠着老乡接济艰难度日。直到1950年3月泸定县解放后，藏身深山8个月的母子俩才被解放军救出。
不久，席珍收到噩耗，在震惊中外的“11·27”大屠杀中，席懋昭牺牲在重庆解放的前夜，年仅37岁——他甚至没来得及见上刚满一周岁的儿子席康桥一面。
席康桥说，母亲一直忘不了已经牺牲的父亲，曾经发誓一辈子都做席懋昭的遗孀。
席康桥回忆，解放后，母亲在泸定县妇联、法院、粮食局等部门任职，“一心扑在工作上，完全就是个工作狂”，因为为人正直，在泸定县县城内，人人尊称她为“席大姐”。
母亲的淡泊，对席康桥影响很大。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回泸定，他曾多次向母亲提出“去说说情，组织上照顾一下”，把自己调到成都，母亲一概拒绝了。
陈席两家情深
当陈云事后得知席珍到过北京时，立刻打电话问席珍：“大家都是老同志，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说出来。”但席珍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只是告诉陈云：“只要历史没有忘记席懋昭就行了……”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多次询问席懋昭的下落，但一直无果。
1983年4月，陈云偶然得知席懋昭牺牲在渣滓洞，便立即向中共仪陇县委(席懋昭原籍仪陇)和中共四川省委询问情况，并为复查席懋昭的问题提供材料和线索。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和中共仪陇县委经过调查，很快查清了席懋昭的革命经历，并将复查结果报送陈云。
1983年12月20日，陈云亲自为席懋昭写了证明材料，并建议“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1984年初，席康桥的母亲席珍去了北京，不巧陈云正生病住院。当他事后得知席珍到过北京时，立刻打电话问席珍：“大家都是老同志，你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请说出来。”但席珍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只是告诉陈云：“只要历史没有忘记席懋昭就行了……”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并追记大功一次。英雄的功绩终于载入中国现代革命史册。
陈云逝世前，一再告诫子女，“不要忘了四川的席家兄弟！”
解放后，陈云之子陈元不时打电话问候席珍。
2003年，陈元到四川出差，听说席康桥的大哥席闻松病了，便专程跑到仪陇县看望，随后还托人送去了5000元钱。后来，席闻松病逝，他还托人送去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