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宇将军 

 杨国宇将军老年时期

　　他曾以71岁高龄奔赴南极参加中国南极“长城站”的落成典礼，他是邓小平口中的“杨大人”，他曾据理力争阻止华国锋检阅海军舰队。他，就是开国少将——杨国宇。
　　
　　杨国宇，1914年9月18日出生，四川省仪陇县顺义场人。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同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一）

　　杨国宇生于佃农家庭。他读过几年私塾，进过学堂，1930年加入进步学生组织。
　　
　　1933年红四方面军到仪陇，杨国宇参加了红军，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任宣传员。
　　
　　1935年1月，杨国宇调到红31军91师274团1连1排任班长、排长。
　　
　　1935年12月，杨国宇学习译电。结业后，任红31军译电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杨国宇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围剿”作战、田水堡等战役战斗和长征。

　　（二）

　　
　　1938年3月，杨国宇任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机要科译电员。
　　
　　1939年6月-1943年10月，杨国宇任机要科科长。
　　
　　1942年-1944年，杨国宇进入北方局党校和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
　　
　　1945年4月-6月，杨国宇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抗日战争时期，杨国宇参加了七亘村、马山村、神头岭、香固城、响堂铺、百团大战及白晋、破袭平汉路等战役战斗。

　　（三）

　　
　　1945年8月-1947年，杨国宇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诸多的野战军中，唯独刘邓在袖珍精干的指挥部里设了个军政处。
　　
　　1948年5月-1949年2月，杨国宇任中原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交通处处长。
　　
　　1949年2月1日，杨国宇任第二野战军运输司令部副政委。后兼任第18兵团军事代表（起义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杨国宇参加了蒙城、侯马、新绛、曲沃战斗和邯郸、晋南、进军大别山、淮海等战役战斗。淮海战役中，参加动员组织百万民工运输队及交通工具日夜奋战，保证了战役的胜利。率部参加渡江战役，后带部队进军大西南，完成重庆、成都外围歼灭战。

　　（四）

　　
　　1949年10月，杨国宇任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第11军（中原野战军第3纵队改编而成）参谋长。
　　
　　1950年11月-1956年11月，杨国宇任海军基地参谋长、党委常委。
　　
　　1956年底，杨国宇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
　　
　　1958年结业后，杨国宇奉命组建海军训练基地。
　　
　　1958年10月-1966年5月，杨国宇任海军训练基地副司令员。
　　
　　1959年1月-1966年5月，杨国宇任基地党委常委。
　　
　　1959年3月-1963年2月，杨国宇兼任参谋长。
　　
　　1967年5月，杨国宇被派驻第七机械工业部，任军管会副主任、第一副主任。
　　
　　1969年8月9日下午，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召开有关国防尖端科学的会议。当场宣布“部里由钱学森同志挂帅，杨国宇同志为政委。”并对杨国宇说：“他（指钱）和其他专家要是被抓走了，我拿你是问！”当时，还开列了一份需要有卫兵专门重点保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周恩来最后说：“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
　　
　　1970年6月-1974年9月，杨国宇任第七机械工业部核心小组副组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文革”期间保护了一批干部、科技人员，保障和维护了科研生产的安全进行，参与领导了战略导弹和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试验工作。
　　
　　1975年初，杨国宇率军事顾问团驻柬埔寨。
　　
　　1975年3月-8月，杨国宇任海军副参谋长、党委委员。
　　
　　1975年8月-1978年7月，杨国宇任海军参谋长。
　　
　　1976年10月-1985年7月，杨国宇任海军党委常委。
　　
　　1978年7月-1985年7月，杨国宇任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至1982年8月）。期间，组织领导了在西沙群岛南端的浪花礁和北礁上建造灯塔的工作，使附近的国际航线上再也没有中外船只触礁。
　　
　　1980年，杨国宇作为副总指挥率舰船编队首航南太平洋。
　　
　　1985年，杨国宇任南极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并奔赴南极参加中国南极“长城站”的落成典礼。
　　
　　1987年离休后，杨国宇兼任海军科技领导工作。曾任《当代中国海军》主编，有《刘伯承用兵要旨》、《刘邓麾下十三年》、《梦萦魂系》等著作。曾任长城学会副会长、中国干部学会副会长和巨片《大决战》军事顾问等职。
　　
　　杨国宇1961年8月晋升为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第五、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2000年4月27日5时2分，杨国宇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夫人，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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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轶事

　　1、退休后
　　
　　杨国宇退休后一直也没闲着过，他除了经常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还担任了中国干部教育协会的副主席。
　　
　　杨国宇生性活泼开朗，平日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嘴里还喜欢哼点革命小调，《小螺号》这首歌是他最爱哼唱的歌曲之一。当然，他性子急起来，也够急的，这与过去当兵打仗有直接的关系。
　　
　　每当杨国宇出去办事，坐在车里看到前面是红灯或者堵车时，他就自言自语的大声在后面让司机“冲啊！”每每这时，司机也不跟他解释，只是回过头笑笑。杨司令下一句准是：“哈哈！要在战场上打鬼子，我他妈早冲了，当然咱们还得守法啊。”
　　
　　别看杨国宇性子急，他可是个心特软的人，平日里连蚂蚁都不忍踩死。他经常说：“只要是活的，都是一条生命啊！”
　　
　　杨国宇是个嫉恶如仇的人，遇到不平的事，他的另一种急性子就显露出来了。有一回他看到报纸的一篇文章报道，讲的是一位领导因为嫉妒，百般压制下属、任人唯亲的事。老人家对这样的用人颇为生气，一气就写了这首《打醋诗》诗：
　　
　　坛中是醋不是酒，为人何必酸溜溜。
　　
　　妒贤妒能又妒才，妒富妒美妒不休。
　　
　　不如把醋换杜康，自饮自醉解烦忧。
　　
　　1992年，由于杨国宇住的是集体宿舍，挣的工资又少，吃饭更是东一顿西一顿的，人也瘦的可怜，最重时才86斤。于是，他就借着老乡或者到老人家那儿办事，顺便就噌饭了。将军楼后院的树基本都是杨国宇亲自栽的，有苹果树和石榴树。在后院的那几小块地里，还种着各种花和小白菜、葱，杨国宇称它们为环保植物。
　　
　　2、邓小平口中的“杨大人”
　　
　　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中央军委主席位子上退下来以后，国防部长秦基伟借修订《二野战史》之机，请邓小平和二野的老同志见见面，邓小平欣然答应。
　　
　　11月2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二野的老同志宋任穷、陈锡联、陈再道、杜义德、刘志坚、刘有光、何正文等。当秦基伟向邓小平介绍杨国宇时，邓小平风趣地说：“杨国宇，在二野部队是有名的杨大人。”
　　
　　杨国宇个头矮小，为什么被称为“杨大人”呢？皆因杨国宇性情活泼，生机勃勃，总像个天真浪漫的孩子，加上刘邓均为幽默大师，杨国宇故得了这个绰号。于是，二野指挥部里就有了两个“大人”：一位是“邓大人”，一位是“杨大人”。
　　
　　抗战开始后，杨国宇任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机要科长，在刘邓身边工作。1945年9月，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处长。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诸多的野战军中，唯独刘邓在袖珍精干的指挥部里设了个军政处。当初杨国宇曾问成立这个处做什么，李达说：“刘邓首长历来主张机关要简化层次，但却又决定成立军政处，我体会有点像日本的不管部，协助首长管那些除了作战之外必须管又无人管的日常勤务。首长的意思让你去干不管部长。你去挑选几个人，先把班子搭起来吧。”
　　
　　杨国宇回忆说：“我那一摊摊，是个‘不管部’。司政后没人管的事都归我管。天天跑得我腿肚子转筋。兵源补充、物资调剂、俘虏收容、行军路线、宿营号房子、给首长派警卫……都是军政处的事。大军南下，我干尽了‘坏事’。啥子炸大炮、炸汽车，汽油往上面一浇，‘轰’地一声，这就是我干的事。”
　　
　　杨国宇本是个闲不住的人，只要部队有行动，他就一刻不停地奔波，一会儿冲到东南，一会儿问到西北，连驻地老乡婆媳吵嘴、夫妻离婚他也会去“插”一杠子，做调解工作，以致刘伯承曾几次督促他学点俄文，背背单词，以“消耗”过剩的精力。
　　
　　杨国宇的工作高效率、快节奏，但也少不了刘伯承、邓小平对他耳提面命。譬如部队天天行军打仗，不少战士还光着脚板没有鞋子穿，邓小平就会找他：“杨大人呐，你的眼睛很大，有个问题，不晓得你发现没有？”“10天以后，再发现有光脚板的，拿你是问。”
　　
　　1947年12月，刘伯承在河南光山北向店遇险，情急之中，刘伯承在马上递给杨国宇一个老旧的指南针，命令：“走180度方位，那边有桥。”按照指南针指示的方位，部队向西，果然遇到了这一带唯一的木桥。过了桥，险境略缓，杨国宇不由得赞叹刘伯承的临危不乱和对驻地的了如指掌。
　　
　　杨国宇的个性敢说、敢做、敢断，而且对批评有很强的心理承受力，深得刘邓信赖。
　　
　　建国后，杨国宇调海军工作，任青岛基地司令部参谋长。和苏联首席专家第一次见面时，首席专家给他出了一道数学题，他接过考题不会做，场面十分尴尬，幸亏基地政委段德彰替他解了围。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十分理解他，对苏联专家说，杨国宇可以当基地参谋长，能管好海军。杨国宇当时学习十分拼命，请了8个专业干部对自己单个教练。两个月后，在潜艇上，他已经能列出空气再生板的化学公式，苏联专家也就不再小看他了。
　　
　　“文革”期间，杨国宇到七机部任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分管军工科研生产，重点抓导弹科研领导工作。朱德对他说：“好好干，要团结好知识分子，早日把尖端武器搞出来。”杨国宇在七机部保护了一大批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3、针对华国锋检阅海军的态度
　　
　　1978年4月上旬，海军南海舰队160导弹驱逐舰在湛江港爆炸沉没。邓小平对海军司令部和政委苏振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4月12日，苏振华就此事去向华国锋告状。这天晚上，海军参谋长杨国宇接到苏振华的电话，要他立即通知杜义德、刘道生、卢仁灿到他的住地办公室研究一件事。海军副司令员、副政委和参谋长杨国宇一起乘车前往。到了之后，苏振华向他们宣布：“今天我向华主席汇报了5个小时，华主席说，他访问朝鲜回国后要到大连看看海军。5月10日左右，华主席就要来视察海军，这是件大喜事，就是时间太仓促，我们要立即准备，要热烈，要隆重。海军所有兵力，包括鱼雷快艇都要参加检阅，我们要全力以赴地搞好这次受阅，这件事请杨国宇同志具体布置。”
　　
　　苏振华讲完话后，特别嘱咐大家：“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要在电话上讲有关内容。”
　　
　　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能不能在他现在位置上稳住，一个关建性的因素，就看他能不能实现对军队的领导。而在一大批资历比他深、名望比他高、影响比他大的军队领导人仍然健在的情况下，他要实现对军队的领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他的那套思想路线与军队资深领导人的意见完全相左。正因为如此，华国锋竭力加强与军队的联系，尤其是加强了海军的联系。恰恰就在这时，海军出了湛江军港导弹驱逐舰爆炸沉没事故，苏振华挨了邓小平的批评。华国锋认为时机到了，于是迅速召见了苏振华，对他表现出导乎寻常的热情和关心。这么重大的决定，华国锋和苏振华两个人就决定下来了，在已经作出决定之后才向几位副司令员、副政委和参谋长下达命令。并且在下达命令的时候，特别强调保密——即对解放军最高统帅部乃至中共中央保密。其实，说穿了主要还是对邓小平保密。
　　
　　苏振华刚刚下达命令，受命具体组织这次受阅的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就当场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既然是海军受阅，恐怕还是要通知身为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才好。这个建议无懈可击，苏振华没有理由不同意。就说：“那好，你明天先将此事亲自向肖劲光司令员报告。”
　　
　　苏振华很艰难地刚刚做出了让步，杨国宇又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事不仅通知肖劲光司令员，还应该按制度向总参报告。”其他几位副政委马上响应。杨国宇当时并非有意为难，他主要还是考虑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擅自组织海军受阅，假若事发，那麻烦就大了。
　　
　　杨国宇哪里想到，苏振华怕的就是这一招，如果最高统帅部一知情，岂不是要泡汤？所以当即明确回答：“不用向总参报告，这是我亲自向华主席汇报，华主席当面批准的。在困难时，华主席鼓励我们说，要挺起腰杆大胆地干，海军不过就是出了个导弹驱逐舰事件嘛，怕什么，打不倒。这不是调兵，这只是检阅，向中央军委、总参报不报关系不大。”
　　
　　4月13日上午8点30分，杨国宇来到肖劲光住所，把苏振华讲的情况作了汇报。肖劲光同意海军受阅，因为他对华国锋前来检阅也不可能表示拒绝，但他特别批示杨国宇：“这样大的事情，必须正式报告军委。要亲自向罗秘书长报告。”
　　
　　至此，在海军内部便正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14日14点50分，杨国宇去某地布置受阅，另一位奉命组织受阅的海军负责人傅继泽已先期抵达。
　　
　　4月15日上午，杨国宇和傅继泽研究受阅方案。按苏振华的指示，要安排得隆重一些，准备动用78艘舰艇、12架轰炸机、24架歼击机，陆上检阅，海上阅兵，再进行战术演习。这天下午，苏振华乘飞机到受阅地点，听取了杨国宇和傅继泽的受阅方案汇报。从队形到最小动作，杨国宇都作了汇报。但杨国宇仍放心不下，他再次建议向总参报告。苏振华仍然坚持不要报，要绝对保密。杨国宇反复解释，没有总参批准，是调不动兵的。
　　
　　苏振华回答：“怕什么，华主席批准还不算数？”
　　
　　杨国宇说：“华主席批准也需要向军委和总部报告，否则海军司令部是调不动部队的。再说这事徐帅、杨勇、王尚荣副总长肯定会知道的，还可能都来参加，那时可怎么交代？”
　　
　　苏振华想了想，说：“那好吧，你同邓副主席熟悉，你明天到北京，亲自将此事向邓副主席报告一下。”
　　
　　杨国宇说：“建国后我跟邓副主席几乎没什么过往，仅在1975年邓小平复出回北京时，去探望了一次，此后就没再见过面了。向邓报告，我还差几级，不好报告。你有红机子，最好你用红机子亲自向邓副主席报告。”
　　
　　苏振华不同意，但杨国宇言之成理而且言辞恳切，又不能完全回绝，就想个折中的办法，要杨国宇打电话问卢仁灿，罗秘书长是否已到徐州。卢当即回答，罗在北京。苏振华就吩咐杨国宇明天回京，先向罗秘书长报告，再去见邓副主席。
　　
　　皮球就这样踢到罗瑞卿脚下。在301医院五楼，杨国宇按时造访罗瑞卿，汇报了海军受阅计划，请求罗瑞卿立即批准调动部队，说批晚了海军来不及准备。罗瑞卿听后没有明确表态。他面临十字路口，实际上是整个军队面临着十字路口——华国锋向军队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握不握华国锋那热情的手。在真理标准讨论大潮初起时已经旗帜鲜明的罗瑞卿，自然不情愿去握。但华国锋毕竟是军委主席。按照组织原则，军委主席阅兵，作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不便直接反对。沉吟良久，罗瑞卿给了杨国宇三点指示：一、保证安全，个别舰艇、个别项目无把握不搞；二、国际、国内有什么影响要考虑；三、4月22日之后动好。
　　
　　罗瑞卿实际上很委婉地提醒海军，华国锋检阅这件事非同小可，要慎重。杨国宇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他肩负着苏振华指派的使命，罗瑞卿不明确答复，他不好复命。他向罗瑞卿申明了这个情况，希望尽快决策。罗瑞卿便表示，19号他要也去一下，与杨勇、王尚荣等总参负责人商量商量，大概21号能回来。杨国宇着急了，说这样回去不能算是完成了任务。罗瑞卿又沉吟片刻，然后明确答复部队调动之前，由他负责向邓副主席报告。并与杨国宇约定打电话的暗号，如果他21号不回来，就主动打电话，说17日那个事行不行。说行，那就动。说不行，那就以后再说了。
　　
　　杨国宇终于可以回去复命，如释重负，站起身来准备告辞。这时罗瑞卿又要杨国宇坐下来谈谈。罗瑞卿向杨提出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要他转告苏振华：一、你们海军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的行动？这对国际国内、对周围有什么影响？二、这么大的事，既然你们12号就已定了，为什么拖到今天才来报告？杨国宇作了解释，罗瑞卿也就没再说什么。
　　
　　虽然苏振华一再强调保密，不让上报，但部队要进行预演，预演就要调兵，调兵就必须经过总参。所以，4月21日，不得不派海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陈德鸿专门向总参作战部报告。总参作战部同意海军司令部的意见，即东海舰队三艘军舰可以原地待命行动，北海舰队按正常训练计划，在本海区进行训练待命。
　　
　　还未到约定的21号，罗瑞卿就主动给杨国宇打来电话，说：“那个事不搞了。”同时，总参作战部也打电话通知陈德鸿：“你们那个事，我们于21日15点上报中央军委了。”原来，杨国宇告辞后，罗瑞卿马上就向邓小平报告了，同时明确表示自己反对此次海军受阅。邓小平同意罗瑞卿的意见。在邓小平的果断决策下，华国锋检阅海军的行动终于被制止。同年，杨国宇升任海军副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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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港事故

　　1978年4月上旬，海军南海舰队某导弹驱逐舰在湛江港爆炸沉没。邓小平对海军司令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4月12日，海军主要负责人就此事去向华国锋告状。这天晚上，海军参谋长杨国宇接到海军主要负责人的电话，要他立即通知杜义德、刘道生、卢仁灿到他的住地办公室研究一件事。海军副司令员、副政委和参谋长杨国宇一起乘车前往。到了之后，海军主要负责人向他们宣布：今天我向华主席汇报了5个小时，华主席说，他访问朝鲜回国后要到某地看看海军。5月10日左右华主席就要来视察海军，这是一件大喜事，就是时间太仓促，我们要立即准备，要热烈，要隆重。海军所有兵力，包括鱼雷快艇都要参加检阅，我们要全力以赴地搞好这次受阅，这件事请杨国宇同志具体布置。海军主要负责人在讲了这番话之后，特别嘱咐大家：此事要绝对保密，不要在电话上讲有关内容。
　　
　　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能不能在他现在位置上稳住，一个关建性的因素，就看他能不能实现对军对的领导。而在一大批资历比他深、名望比他高、影响比他大的军队领导人仍然健在的情况下，他要实现对军队的领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他的那套思想路线与军队资深领导人的意见完相左。正因为如此，华国锋竭力加强与军队的联系，尤其加强了海军的联系。恰恰就在这时，海军出了湛江军港导弹驱逐舰爆炸沉没事故，海军负责人挨了邓小平的批评。华国锋认为时机到了，于是迅速召见了海军主要负责人，对他表现出导乎寻常的热情和关心。这么重大的决定，华国锋和海军主要负责人两个人就决定下来了，在已经作出决定之后才向几位副司令员、副政委和参谋长下达命令。并且在下达命令的时候，特别强调保密——即对解放军最高统帅部乃至中共中央保密。其时说穿了主要还是对邓小平保密。
　　
　　海军主要负责人刚刚下达命令，受命具体组织这次受阅的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将军就当场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既然是海军受阅，恐怕还是要通知身为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才好。这个建议无懈可击，海军主要负责人没有理由不同意。就说，那好，你明天先将此事亲自向肖劲光司令员报告。海军主要负责人很艰难地刚刚做出了让步，杨国宇又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事不仅是通知肖劲光司令员，还应该按制度向总参报告。其他几位副政委马上响应。杨国宇当时并不是有意为难，他主要还是考虑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没有来自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擅自组织海军受阅，假若事发，那麻烦就大了。服哪想到，海军主要负责人怕的就是这一招，如果最高统帅部一知情，岂不是要泡汤？所以当即明确回答：不用向总参报告，这是我亲自向华主席汇报，华主席当面批准的。在困难时，华主席鼓励我们说，要挺起腰杆大胆地干，海军不过就是出了个导弹驱逐舰事件嘛，怕什么，打不到，这不是调兵，这只是检阅，向中央军委、总参报不报关系不大。
　　
　　4月13日上午8点30分杨国宇来到肖劲光住所，把海军主要负责人讲的情况向肖劲光作了汇报。肖劲光同意海军受阅，因为他对华国锋前来检阅也不可能表示拒绝，但他特别批示杨国宇：这样大的事情，必须正式报告军委。要亲自向罗秘书长报告。至此，在海军内部便正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声音。14日14点50分，杨国宇去某地布置受阅，另一位奉命组织受阅的海军负责人傅继泽已先期抵达。4月15日上午，杨国宇和傅继泽研究受阅方案。按照海军主要负责人的指示，要安排得隆重一些，准备动用78艘舰艇、12架轰炸机、24架歼击机，陆上检阅，海上阅兵，然后进行战术演习。
　　
　　这天下午，海军主要负责人乘飞机到受阅地点，当晚听取了杨国宇和傅继泽的受阅方案汇报。从队形到最小动作，杨国宇都作了汇报。但杨国宇仍放心不下，他再次建议向总参报告一下。海军主要负责人仍然坚持不要报，要绝对保密。杨国宇反复解释，没有总参批准，是调不动兵的。海军主要负责人回答：怕什么，华主席批准还不算数?杨国宇说，华主席批准也需要向军委和总部报告，否则海军司令部是调不动部队的。再说这事徐向前元帅、杨勇、王尚荣副总长肯定会知道的，还可能都来参加，那时可怎么交代？这时海军主要负责杨国宇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把自己和邓小平的关系向他作了解释，然后向邓报告，我还差几级。你有话机子，最好你亲自向邓副主席报告，我给你要通电话。海军主要负责人不干，但杨国宇言之成理而且言辞恳切，他又不能完全回绝，就想了个折中的办法，要杨国宇打电话问卢仁灿，罗秘书长是否已到徐州。卢当即回答，罗在北京。海军主要负责人就吩咐杨国宇，让他明天回京，先向罗秘书长报告，再去见邓副主席。
　　
　　皮球就这样踢到罗瑞卿脚下。在301医院5楼，杨国宇按时造访罗瑞卿，汇报了海军受阅计划，请求罗瑞卿立即批准调动部队，说批晚了海军来不及准备。罗瑞卿听后没有明确表态。他面临十字路口，实际上是整个军队面临着十字路口——华国锋向军队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握不握华国锋那热情的手。在真理标准讨论大潮初起时已经旗帜鲜明的罗瑞卿，自然不情愿去握。但华国锋毕竟是军委主席。按照组织原则，军委主席要阅兵，作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也不便直接反对。沉吟良久，罗瑞卿给了杨国宇三点指示：一、保证安全，个别舰艇、个别项目无把握不搞。二、国际、国内有什么影响要考虑。三、4月22日之后动好。
　　
　　罗瑞卿实际上很委婉地提醒海军，华国锋检阅这件事非同小可，要慎重。杨国宇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杨肩负着海军主要负责人指派的使命，罗瑞卿不明确答复，他不好复命。他向罗瑞卿申明了这个情况，希望尽快决策。罗瑞卿便表示，19号他要也去一下，与杨勇、王尚荣等总参负责人商量商量，大概21号能回来。杨国宇着急了，说这样回去不能算是完成了任务。罗瑞卿又沉吟片刻，然后明确答复部队调动之前，由他负责向邓副主席报告。并与杨国宇约定打电话的暗号，如果他21号不回来，就主动打电话，说17日那个事行不行。说行，那就动。说不行，那就以后再说了。杨国宇终于可以回去复命，如释重负，站起身来准备告辞。这时罗瑞卿又要杨国宇坐下来谈谈。罗瑞卿向杨提出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要他转告海军主要负责人：一、你们海军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的行动？这对国际国内、对周围有什么影响？二、这么大的事，既然你们12号就已定了，为什么拖到今天才来报告？杨国宇作了解释，罗瑞卿也就没再说什么。
　　
　　虽然海军主要负责人一再强调保密，不让上报，但部队要进行预演，预演就要调兵，调兵就必须经过总参。所以，4月21日，不得不派海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陈德鸿专门向总参作战部报告。总参作战部同意海军司令部的意见，即东海舰队3艘军舰可以原地待命行动，北海舰队按正常训练计划，在本海区进行训练待命。还未到约定的21号，罗瑞卿就主动给杨国宇打来电话，说：“那个事不搞了。”与此同时，总参作战部也打电话通知陈德鸿：“你们那个事，我们于21日15点上报中央军委了。”
　　
　　原来，杨国宇告辞后，罗瑞卿马上就向邓小平报告了，同时明确表示自己反对此次海军受阅。邓小平同意罗瑞卿的意见。在邓小平的果断决策下，华国锋检阅海军的行动终于被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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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将军

　　印象
　　
　　海军原副司令杨国宇先生是位多才多艺的将军，虽然他已经离开了，可他在世时风趣幽默的谈吐、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勤奋好学的精神和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杨司令是老红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百团大战……他和科学家钱学森等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组织实施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工作。杨司令在世时，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铁道兵原副司令徐斌见到杨司令时总是杨大人杨大人的叫。关于“杨大人”一说，杨司令讲了其中的来历。1989年11月，邓小平从中央军委主席位子上退下来以后，国防部长秦基伟借修订《二野战史》之机，请邓小平和二野的老同志见见面，邓小平欣然答应。11月2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二野的老同志宋任穷、陈锡联、陈再道、何正文等，当秦基伟向邓小平介绍杨国宇时，邓小平风趣地说：“杨国宇，在二野部队是有名的杨大人”。杨国宇个头矮小，为什么被称为“杨大人”呢？由于杨国宇性情活泼，平日里总是生机勃勃的，像个天真浪漫的孩童，加上刘邓均为幽默大师，杨国宇故得了这个绰号。于是，当时二野指挥部里就有了两个“大人”：一位是“邓大人”，一位是“杨大人”。
　　
　　“杨大人”个子不大，还胖胖的，老头儿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浓缩是精华，你看看小平啊，个子不高但是很伟大啊！”杨司令说话十分幽默风趣，当有人小心翼翼的问：“杨老，你高寿”时，老头总会笑答：“哈哈！不大不大，杨老不老，‘读尽诗书五十石，老来仅得一青衫，同志问我年何许？五十年前二十三。’”
　　
　　杨国宇闲不住
　　
　　杨国宇本是个闲不住的人，只要部队有行动，他就一刻不停地奔波，一会儿冲到东南，一会儿问到西北，连驻地老乡婆媳吵嘴、夫妻离婚他也会去“插”一杠子，做调解工作，以致刘伯承曾几次督促他学点俄文，背背单同，以“消耗”过剩的精力。杨国宇的工作高效率、快节奏，但也少不了刘伯承、邓小平对他耳提面命。譬如部队天天行军打仗，不少战士还光着脚板没有鞋子穿，邓小平就会找他：“杨大人呐，你的眼睛很大，有个问题，不晓得你发现没有？”“10天以后，再发现有光脚板的，拿你是问。”1947年12月刘伯承在河南光山北向店遇险，情急之中，刘伯承在马上递给杨国宇一个老旧的指南针，命令：“走180度方位，那边有桥。”按照指南针指示的方位，部队向西，果然遇到了这一带唯一的木桥。过了桥，险境略缓，杨国宇不由得赞叹刘伯承的临危不乱和对驻地的了如指掌。杨国宇的个性敢说、敢做、敢断，而且对批评有很强的心理承受力，深得刘邓信赖。
　　
　　杨国宇海军工作
　　
　　建国后，杨国宇调海军工作，任青岛基地司令部参谋长。和基地苏联首席专家第一次见面时，首席专家给他出了一道数学题，他接过考题不会做，场面十分尴尬，幸亏基地政委段德彰替他解了围。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十分理解他，对苏联专家说，杨国宇可以当基地参谋长，能管好海军。杨国宇当时学习十分拼命，请了8个专业干部对自己单个教练。两个月后，在潜艇上，他已经能列出空气再生板的化学公式，苏联专家也就不再小看他了。杨国宇1956年入军事学院学习，1958年毕业后升任海军训练基地副司令员，这个基地是从事导弹试验的。文革期间，杨国宇到七机部任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分管军工科研生产，重点抓导弹科研领导工作。朱德对杨国宇说：“要好好干，要团结好知识分子，早日把尖端武器搞出来。”杨国宇在七机部保护了一大批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1975年3月，他任海军副参谋长，不久升任参谋长。1980年，刘道生和杨国宇率领海军舰船编队，远航南太平洋试验运载火箭。1983年，杨国宇负责领导筹建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1984年，杨国宇随科学考察队远航南极。杨国宇有个特点，出海从不晕船，风浪越大，情绪越高，精神越振奋。杨国宇着有百万字回忆刘邓军旅生涯和军事指挥艺术的着作。
　　
　　杨国宇退休后
　　
　　众所周知，其实杨国宇退休后一直也没闲着过，他除了经常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还担任了中国干部教育协会的副主席。杨司令生性活泼开朗，平日里老人家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嘴里还喜欢哼点革命小调，《小螺号》这首歌是杨司令最爱哼唱的歌曲之一。当然，老人家性子急起来，也够急的，这与他过去当兵打仗有直接的关系。每当老头出去办事时，坐在车里看到前面是红灯或者堵车时，他就自言自语的大声在后面让司机“冲啊！”每每这时，司机也不跟老人家解释，只是回过头来笑笑。杨司令下一句话准是：“哈哈！要在战场上打鬼子，我他妈早冲了，当然咱们还得守法啊。”别看老头性子急，他可是个心特软的人，平日里连蚂蚁都不忍踩死，他说：“只要是活的，都是一条生命啊！”
　　
　　杨国宇用文章表达思想
　　
　　杨司令是个嫉恶如仇的人，遇到不平的事，老人家的另一种急性子就显露出来了。记得有一回他看到报纸的一篇文章报道，讲的是一位领导因为嫉妒，百般压制下属、任人唯亲的事。老人家对这样的用人颇为生气，一气就写了这首《打醋诗》诗：

　　坛中是醋不是酒
　　
　　为人何必酸溜溜
　　
　　妒贤妒能又妒才
　　
　　妒富妒美妒不休
　　
　　不如把醋换杜康
　　
　　自饮自醉解烦忧

　　杨国宇生活
　　
　　1992年，由于杨国宇住的是集体宿舍，挣的工资又少，吃饭更是东一顿西一顿的，人也瘦的可怜，最重时才86斤。于是就借着老乡或者到老人家那儿办事，顺便就噌饭了。将军楼后院的树基本都是杨国宇亲自栽的，有苹果树和石榴树。在后院的那几小块地里，还种着各种花和小白菜、葱，杨司令称它们为环保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