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白戈同志

罗瑞卿、郝治平和任白戈(一排右二)等在一起。

　　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曾任“左联”执行委员、秘书长。1935年夏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而避居日本，团结在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化人，建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1937年回国，“七七事变”后到延安。先后担任过抗大总校政治主任教员、抗大附属陆军中学校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建国后先后任重庆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
　　
　　从1930年代起，任白戈便长期从事革命文化事业的宣传、组织和领导工作，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大量译著马列文论。新中国成立后，在担任繁重的党政领导工作之余，仍十分关注党史建设和川剧的发展，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任白戈的家境十分贫寒，毕业于南充中学。在《向导》、《中国青年》、《新蜀报》等进步报刊的影响下，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1926年入党。1927年3月，重庆工商学兵大同盟愤然于英美军舰炮轰南京，联合举行游行示威，强烈抗议国民政府怯懦而不能保国。军阀政府大肆屠杀以镇压游行，杀人愈千，制造了中外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重庆气氛由此骤然紧张，进步人士在接连不斩的搜捕中被迫转移，逃离重庆。4月，任白戈毅然接任党团四川临时特委书记，在白色恐怖的气氛中，竭尽全力，冒着随时都有掉头的危险，迅速恢复中断的联系，终于于1928年使四川临时省委得以成立。自此，任白戈开始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在任白戈的革命生涯里，与沙汀相知相处最深。自1929年二人在上海横滨路德恩里一间简陋的阁楼里认识后，二人长期相处。据沙汀回忆说任白戈“不只是了解我的为人，且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二人几乎每星期必须见面，讨论读书和社会问题，之后，沙汀走上文学创作道路，除与鲁迅的指导有关外，“但与任白戈同志的相与不能说没有原因”。
　　
　　1929年，任白戈、沙汀、葛乔、王义林寺九人在上海创办辛垦书店。“辛垦”是英文“think”的英译，即要辛勤垦辛勤植之意。书店的第一批书目中就有列宁的《论帝国主义》、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以及《伊里奇的辩证法》和《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经济》等。任白戈、沙汀在坚持办店方针以及实际业务上做了大量工作。任白戈先后翻译了《伊里奇的辩证法》、《机械唯物论批判》两书，沙汀的第一部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也由辛垦出版，二人又组织编辑刊物《二十世纪》，在当时造成较大影响。
　　
　　1929年，叶青初加入辛垦时，任、沙二人便坚决反对。之后，杨伯恺为在文禁加剧的情况下煞废苦心之际，叶青趁机同国民党当局拉关系、找门路，企图出版抵制土地革命的《中国农业问题》一书，为个人发迹寻找阶梯。任白戈、沙汀二人与叶青的冲突加剧，二人便“很快退出辛垦，就连家也搬了”。
　　
　　任白戈经沙汀介绍进人左联后，二人又结成生死之交。1932-1-28日，松沪战役爆发，沙汀的住处正处于日军监视之下，任白戈便乔装打扮，混进日占区，领着沙汀家人及艾芜“绕过两道岗哨，穿过几条小巷”，终于把沙汀等人安顿在一个安全处，任白戈这才放心离去。1933年加入左联，曾任左联宣传部长。左联时期译有《科学的世界文学观》等。1933年任白戈被捕后，沙汀也积极为其奔波，“向杨伯恺借了一千元，在史良律师的帮助下，把任白戈保释出来”。
　　
　　1949年后，任白戈历任重庆市军管会文管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西南文联主席、西南局书记、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四川省委常委、省政协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为西南经济建设筹划奔波，使重庆成为我国常规武器的重要生产基地，重庆老工业区由此得以全面持续地发展。
　　
　　1981年8月，任白戈与沙汀又同时被授予四川省优秀作品荣誉奖。
　　
　　1986年，任白戈病逝于成都。成都各界隆重哀悼其战斗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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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白戈：我在大革命时期的经历

　　1924年，我进南充中学时，校长是张澜，教务长是袁诗尧老师，先前是张秀熟同志。这两位教务长都是当时四川教育界有名的人物，思想进步，办学非常认真，学校办得很有成绩。当时张澜搞地方自治，关于教育、团练、报纸、商会都是地方管，军阀只管征收捐税。因此，学校环境比较自由，各种书报较多，也有些革命书刊。张澜办学讲实用，他在南充中学里还办了各种职业班，有农业班、蚕丝班、工业班、医学班、师范班。南充中学的校歌是这样写的：“嘉陵浩荡，果山葱茏，云蒸霞蔚南充。莘莘学子，桃李春浓，巍然建校天中。五月一日，血染腥红，霹雳震惊劳工。从今宇宙，无种国界，群祝大同大同。”（张秀熟同志插话：1922年南充中学举行校庆，开学典礼是在4月，我们提议会期改为5月1日，我就拟了这个校歌）。
　　
　　我上南充中学不是读的职业师范班，那时连四年级的中学班已经分成三科了，一科是英算，二科文史地，三科体育美术音乐。这些都是毕业后当教员的。还有进修班，是准备考大学的。一律是四年制。开始办初中班，准备按新的学制，分初中高中两级办。（张秀熟同志插话：开中国之未有，一个中学办成一所综合性的大学了）张澜的侄子张烈、现在南充的张墨生、还有后来的成都“二·一六”惨案中牺牲的胡景元，都是进修班的学生。罗瑞卿是农业班的，李鸣珂就是农业班的老师，教蚕丝课。医学班又分中医班、西医班。中医班的主要教师叫张安奇（后来是四川中医院的院长）。当时川北其它各县都没有中学，只有南充县有三所中学，即南充县立中学、顺庆联合中学、女子端明中学。因此川北各县要读中学的学生，多到南充或者重庆就读。川北原在遂宁办过第三师范学校（张秀熟同志插话：孙炳文同志就在遂宁第三师范任教，最早播下革命种子。袁诗尧同志也在第三师范读过书）。我在南充中学读书，就有一批第三师范毕业的教师如何伯庄、何全善等，他们在端明女中教书，也在学生中传播了一些进步思想。端明女子中学参加了南充中学的学生会，男女学生之间在每年开会时，都有接触，这些当时也是思想开放的一种表现。南充中学一方面订有北京《晨报》、《中国青年》、《向导》，重庆的《新蜀报》等各种报章杂志。一方面也订有国家主义派的《醒狮报》。不久，张澜被聘去当成都大学的校长。虽然名义上还兼南充中学的校长，实际上没管。袁诗尧当教务长时间不长，二五年就走了，由王伯安继任教务长，时间也很短，就由张澜介绍到刘湘那里去当秘书长。后来张澜营救张秀熟同志，还可能通过王伯安向刘湘转达他的意思。
　　
　　我一进校就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因为我考试第一名，就当了班长，学生会是各班派代表组成，我因是班长的关系进入学生会。 当时学生会比较进步，做了许多事情，如办“平民夜校”，我在夜校当过教务长。利用寒暑假下乡宣传剪发、放脚等活动。我进校不久就卷入了抗捐运动。当时南充驻军是第五师，师长何光烈，是熊克武的残部，他管辖的地盘是很大的，保宁、南部、营山、南充、西充、邻水、蓬安、广安、岳池各县都属何光烈管。他要征收佃当捐，就是佃田当地的租约，都要他盖章收捐才算数，引起农民强烈反对，富农也反对。南充的学生就领头到四乡去打何光烈派出去的收捐专员，打死两个人，惹了大祸。何光烈说打死人要填命，找张澜校长交涉，到底具体是谁打死的，现在还查不出来，答应帮助查。何光烈要审判，张澜说审判可以，就由学生会派代表，派出任启愤和张烈当代表。代表又不是打死人的凶手，能审出什么结果，只不过给何光烈一个体面好下台，结果是不了了之。这件事以后，学生占张澜的势力可厉害了，何光烈部队放假都不在星期天，要和学生假日错开，他们和学生打架是打不赢的，所以叫做丘八怕丘九。
　　
　　1924年南充还没有党团组织。1925年上半年党中央派了吴季蟠和黄知风来南充，他二人都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吴是南充人，黄是营山人。他们住在南充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团，黄知风还负责营山的工作。他们表面是组织国民党，实际上主要是组建共产党和青年团。吴季蟠回来后，因任卓宣（又名任启彰）的关系认识任卓宣的弟弟任启愤。任启愤又介绍吴认识我，他们开始要我参加国民党。二四年我从任启愤处看到任卓宣从法国寄回的《赤光》杂志，思想已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原来对旧国民党印象不好，也不知道国民党改组的情况，我还不愿意。因为他们要依靠我通过学生会作学生的工作，决定要发展我，我便和他们建立了关系。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建立是在“五卅”以后，那叫发展党、团组织，阶级观点并不很明确，在学生中只要品学兼优就行。在手续上和后来发展党员也不同，先是党内规划要发展哪些人，从实际工作中进行观察考验。认为可以了，先组织通过，然后同本人谈话，本人同意就发展，不同意就算了。二五年下半年开学，任启愤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加入青年团？我说当然愿意，他带我去找吴季蟠。吴对我说，你现在成为共青团员了，就要遵守铁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党的名字叫“C·P”，团的名字叫“C·Y”，代名词“党”叫大学，“团”叫中学。还交代现在要发展国民党，建立国民党的组织，要我抓学生会的工作，暗地发展共青团。我当时对“铁的”二字没有正确的理解，以为犯了铁的纪律，就像四川的袍哥组织那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可能要杀人，所以对纪律的遵守是很认真的。1925年到26年，我在南充主要做党、团工作，那时工作量比较大的是做国民党的工作，发展国民党员是比较公开的，开始就和国家主义派发生冲突。国家主义派发展组织在我们之前，教务长杨俊明（成都师大毕业），学监盛德滋都倾向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的成员都是地主、资本家的子弟，有钱有势。加之南充中学的国文教师讲课多用古文，国家主义派办的《醒狮报》是用古文写的，许多老师、同学都爱读《醒狮报》的古文章，所以国家主义派在校甚为猖狂。国家主义派为了打击我们，就发动一个运动要清查学生会的账目，目标对准我，要清查“五卅”运动中的支出费用。二五年上半年，学生会改选，干事长是邓发光，我是副干事长，实际在学生会当家，积极领导学生会投入了“五卅”运动。下半年邓发光走了，他们不找会计算帐，却要我交帐。我没有理他们，他们就造谣说我贪污学生会会费，想激起群众公愤，把我打下去。这次全靠罗瑞卿解的围。他母亲死得早，在外祖父家长大，外祖父对他管得很严，他的反抗性也大，对旧社会许多不平的事情，爱打抱不平。他在学校里是一个不肯读死书的人，爱打球，喜交（郊）游，性情豪爽，结交了一批运动员和相好的朋友，力量很大。他参加学生会俱乐部工作非常积极，和我成了朋友。国家主义派要查我的帐，他就挺身而出在桌子上一拍，大声说：“要算账，找老子来算！”手一挽，个子又高大，做起要打架的样子，那些家伙一见架势就溜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援助了我，后来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在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逐渐开展了国民党的工作，还成立了县党部，我被选为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驻军的两位旅长秦汉三、杜伯乾都被选为县党部的监察委员。
　　
　　那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党派了黄埔军校毕业的李介（又名李公凡）回南充工作。我们在丝厂开展工人运动，丝厂厂长是盛克勤，是南充所谓的第一流绅士。丝厂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我和李公凡去帮助工人，参加工人方面的谈判，根本还没有谈判，李公凡就拿手杖打盛克勤，盛克勤就到驻军那里去告状。那时张澜已到成都大学当校长（当时成都师范大学闹学潮，学校开除了一些学生，学生就自动组织起来办大学，成都大学就是这样办起来的，聘请张澜去当校长。张虽仍兼南充中学的校长，实际是秦树风在主持），南充中学就没有以前那么硬。李公凡打了盛克勤，当时我在场，驻军师长何光烈声称要抓人，加以国家主义派因我在校发民国民党，千方百计要整我，我的处境比较困难。恰好这时何光烈聘请吴玉章同志到南充当嘉陵高中的校长，吴老应聘到了南充，巡视了国民党的工作，又巡视了我党团工作。吴老是四川的名人，一到南充各学校，军队都请他讲演，工作很忙，需要一个秘书，党组织派我给吴老抄抄写写。后来我给吴老说，我在南充处境困难，已站不住脚了。吴老说不要紧，站不住脚的就到重庆去读中法大学。我还告诉吴老，我交不起学费，伙食费也没有。他取出一张大名片（张秀熟插话：吴老当时叫吴永珊）在上面批写：“道融同志：介绍任煜同学来校，一切食宿由你安排。”道融就是杨伯凯同志，当时在重庆中法大学当教务长，吴老不在校就由他负责。拿了吴老的名片，暑假我就和王义林、王俊超一起到了重庆。我们三人都进了中法大学。王俊超和我是团员，王义林入中法大学后也入了团。那时中法大学只有中学部，教员有肖华清、杨伯凯等，我编在高二班。朱挹清同志亦是中法大学的学生。
　　
　　二六年暑假，青年团就决定我搞学生会的工作。那时重庆有两个学生联合会。一是川东学联，一是重庆学联。川东学联会长是张锡畴，还有陶中平（后来叛变了，解放后叫陶季和，在重庆教书）。重庆学联会长是巴中学生熊飞（解放后改名熊义健，在巴蜀中学教书）。我在川东学联任常委，在重庆学联当副会长。二六年下半年开学不久，杨伯凯同志找我谈话，要我转党。当时十八岁就可以转党，那年我已廿岁了。由于工作需要，我就转党了。这时党团组织开办短期训练班，杨闇公就叫我去负责，大概是要在工作中考验我。训练班结束后，就分配我到重庆共青团地委搞宣传工作。1926年下半年，党的书记是杨闇公，组织是冉均，宣传暂时无人，好象曾净吾代理了一段时间。是年冬，钟梦侠从上海回来就搞宣传。冉均还负责工运，程秉渊是搞工运的二把手。共青团的书记是刘成辉，组织是蔡铭钊，宣传是我搞。党团名义上都叫地方执行委员会，实际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才正式使用呢？我记得是“三·三一”惨案前，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大肆污蔑，我们就正式用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川地方委员会的名义各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四川日报》登了，《新蜀报》没有登。周钦岳在《新蜀报》当编辑，但当不了家。漆南勋是个国民党左派，但胆小，摇摆不定。《四川日报》是牟炼先在那里负责，只要是发去的稿件他都登。钟梦侠来后搞党的宣传工作，他家里开当铺，有钱，西装革履，不会写文章，因此关于报刊文字方面的宣传工作，杨闇公都交给我做。如1926年冬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都由我作记录，还包括剪裁、整理和发新闻稿。
　　
　　共青团三个干部，书记刘成辉有家，单独住在夫子池。我和蔡铭钊住在下半城的秘密机关。有天晚上，忘记关门，我的衣服被盗，第二天起不了床，闇公同志知道了就给我买衣服。后来听说当时他手中也没有钱，是把他夫人赵宗楷的首饰当了，给我买的衣服。闇公同志对人很和气，对干部的爱护是无微不至，他对同志既爱护，也批评。比如有次他在党团的会上作报告，说刘湘和杨森是速成系，邓（锡侯）、田（公尧）、刘（文辉）是保定系，军阀之间有派系矛盾，我们如何利用这个矛盾做工作。我当时年轻，不懂事，冒冒失失的，我想这些话对教育下面的同志有好处，就把它整理出来印发下去了。他把我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你根本不懂形势，这些军阀就真的革命了？他们就是要革命这样讲也不好嘛，给内部少数同志讲的，怎么就通出去了！赶快收回来！这是我受到他最严厉的一次批评。
　　
　　1926年国民党在重庆有两个省党部，一个是左派省党部在莲花池，实际负责由杨闇公同志领导，出面是李筱亭，其他还有两个老人：吴匡时（吴玉章的哥哥）和邓懋修（邓颉刚的父亲）。国民党右派省党部在总土地。左派省党部十一月在重庆召开代表大会，从二十五日起，开了十几天。会上杨闇公把我分在秘书处，负责记录和发布新闻。冬天一个时期，国民党甘乃光组织青年工作委员会，省党部由吴匡时作青年委员会主任，我被派去作秘书，所以经常到莲花池。
　　
　　1926年冬，我主要搞团的宣传，领导学生运动。以前当过团的城外部委书记，就是通远门以外的学校，包括中法大学、高工、高农、联中、美专等七、八个学校。
　　
　　二六年下半年，中央通知派一些人到莫斯科学习。杨闇公考虑过派我去，我也表示愿意去学习，但工作走不开也就派张锡畴去。二六年冬，党中央以国民党名义派人到重庆，招考黄埔军校第六期（武汉分校）学生，只派了一个主任陈维生来重庆，考试官都在重庆找，主要是川江师范和中法大学教师组成的，记得有肖华清、陈志中。党中央同时又来了一个指示，在招考工作中，要防止国家主义派和孙文主义学会混入学生队，必须加强政审，还要有人负责介绍，杨闇公同志指定我掌握政治审查。这时罗瑞卿同志跑到重庆来要求参加革命。我就帮助罗瑞卿考进了黄埔军校。中法大学考取了一批人，有徐彦刚、张锡龙等。成都大学的李正思也考上了，因工作需要，刘愿安不让他去。后来听罗瑞卿说，徐、张在红军中都当过高级指挥员，在战斗中牺牲了。还有几个女的，有游曦（中法大学学生）在广州暴动中牺牲，童幼芝（亦是中法大学学生，现尚在合川），胡兰畦（现在成都）。
　　
　　1924年，吴玉章、杨闇公同志在成都成立了青年共产党叫“Y·C”，还发行《赤心评论》刊物。后来吴玉章、杨闇公正式加入了党，其他那批人自成一个团体，被称为赤心评论派。1926年，国民党（左派）四川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开会时，赤心评论社要求入党，双方在重庆谈判，杨闇公指定杨伯凯和我作我党的代表参加，赤心评论社是傅双无、吕寒潭参加。他们坚持集体入党，我们只同意个别申请入党，谈判不成，只好放一下再说。反正国民革命大家要合作，所以在成都方面，国民党市党部只搞一个，出面的事他们干，实际工作由我们做。他们搞了一个工会，我们也搞了一个。原来在成都有两个工会合不拢来，还是各搞各的，但要好好合作。钟善辅、刘亚雄、李宗林等同志就是我党在成都搞工会工作的。
　　
　　当时，四川军阀迫于武汉政府的形势，纷纷要求易帜。蒋介石委任了几个军长：杨森为二十军军长，刘湘为二十一军军长，赖心辉为二十二军军长，田颂尧为二十九军长，刘禹九为二十三军军长。刘湘盘踞重庆，杨森驻万县，从江北、长寿、涪陵直到夔门、奉节都属杨森的防地。这时党中央派了一批黄埔生到四川加强军队，胡存杰、傅炳勋（郭汝栋的妹夫）和郭汝瑰（郭汝栋的兄弟）都到了涪陵郭汝栋那里，李伯渠、穆欧仁派到万县。这时，我们还向军队派了一些政治部主任，如吴超然派到罗仪三师，尹绍舟派到郭汝栋师，黄知风派到向时俊师去当政治部主任，朱德同志到杨森部当党代表。有些学校也派了人去，李嘉仲派到万县第四师范当校长，陈志中到二女师当校长。许多学校的校长都换了人。以后国民党反共，有的政治部主任就跟着跑，真的当国民党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去了。
　　
　　1926年刘伯承同志领导顺泸起义，派了一批黄埔生去，中法大学也派了一批学生去，如童功懋、戴育生等在战斗中表现很好。黄慕颜也参加了顺泸起义，他是黄隐的兄弟。四川有些军阀换了青天白日旗，打的国民党的牌子，本质上还是反革命，顺泸起义以后就看清楚了。邓锡侯赶快派兵占领南充，刘文辉派兵攻打泸州，但杨闇公还是争取对这些人做工作，刘、邓还派有人在重庆。真正和我们靠拢的是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向世俊和郭勋祺。郭在大革命时期叫郭勋，是青年军官，表现还不错，后来，“剿共”就反动了，是刘湘的模范师。二七年蒋介石派了三个人来四川作策反工作，就是卢锡卿、向青仁、李仲公（贵州人）。李回到贵州，卢在重庆，向到成都。卢锡卿在重庆搞两派，表面上拥护莲花池省党部，实际和总土地党部搅在一起，总土地主要是国民党右派石青阳等搞了。三月二十日在夫子池召开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大会，矛盾开始激化。杨闇公作讲演，卢锡卿也在会上讲演。他公开攻击共产党，说现在有些人要篡夺我们的党权。杨闇公同志针锋相对地予以反驳斥说，我们党内有些人想搞分裂，引导到反革命方向去。我问杨闇公，卢锡卿这个讲演登不登报，杨说登出去好。
　　
　　顺泸兵变后，赖心辉没有军队了。他的二十二军军长，成了光杆司令，只好在刘湘挂牌子。举行二十一军军长就职典礼时，把赖心辉挂上去（张秀熟：十二月廿九日刘湘和赖心辉同时在重庆宣布就职，赖心辉十一月在宜昌发表申明），夏斗寅进攻武汉，杨森带兵出川。党已准备转入地下斗争，估计到形势一变，四川军阀要向共产党人开刀，但也估计到四川军阀之间互相有矛盾，还需进一步观察和做工作。刘湘就职以后，设宴请我们吃饭，杨闇公是主客，还请了工会、学生会的代表，据说那次请客就准备一网打尽，因为形势还没有完全变，所以没下手。
　　
　　1926年，许多县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党组织比较强的有綦江、江津、巴县、江北、涪陵、长寿、内江、合江、泸州、宜宾等。当时党的负责人是：
　　
　　内江：黎冠英
　　宜宾：郑祐之、郑则龙
　　南充：吴季蟠
　　营山：黄知风（后来是郭竟皆）
　　邻水：陈俊三
　　綦江：陈翰平
　　合江：王旭生
　　江津：戴维师
　
　　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共产党员在老君庙开了一个九县团总的联席会议，九县联团的负责人是涪陵李蔚如。
　　
　　1927年3月，为声援“南京惨案”，决定于三月三十一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中间设总主席团，四角设分主席团。一切准备就绪，通知也发了。开大会的前夕，有人给杨闇公通消息说，刘湘要在开会时下毒手屠杀。已经是半夜了，闇公把我们找去开会，出席的有冉均、钟梦侠、刘成辉、蔡明钊和我，还有陈志筠、程仲苍两位党和团的妇委书记。在陈志筠住的党的秘密机关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怎么办？首先讨论大会还开不开？当时主要考虑通知都发出去了，群众都准备了，临时共产党不到会影响不好，宁肯牺牲，也要参加。于是决定明天的大会照开。后来又讨论会场如何警戒，闇公说找向时俊带卫队去会场维持秩序。并决定由共青团组织童子军，把绳子、棒棒带起，作会场外围的警戒。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整队入场，不许闲杂人混进去，会场警戒是很严密的。刘湘派的便衣没能闯进去。会议正开始，门口就有人打枪，一打枪群众就慌乱了，童子军也挡不住。我在主席台上当记录，会场一乱，闇公跟着向时俊等退出会场，当天向时俊是带了卫队去的。当时打死了许多人，陈达三、漆树棻就是当场打死的。我是从城墙上跳下去的，我们许多人都作了牺牲的准备，程仲苍、陈志云都把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写好放在包包里，我也是把好衣服都穿上的。我从城墙跳下去后就跑到江北何祝嵩家，吃了晚饭又跑回重庆。第二天一早就到刘成辉家，冉钧同志也到了那里。 我们三人一起商量决定首先要设法找到闇公。冉钧平时住在关帝庙总工会办公，他在重庆工作时间久，是外交后援会主席、工会主席，认识他的人多。那天他从夫子池出来转拐走到天主堂街，被刘湘放出的便衣凶手一枪打死了，我是亲眼看见的，赶快转过弯从天主堂巷子跑了。第二天晚上闇公找到我们在他夫人娘家赵家开会，有我、刘成辉、钟梦侠。闇公说他要到武汉去向中央请示、报告，要我们作善后工作。闇公很瘦，他化装成一个老太婆，有他家里的几个妇女送他上船。刘湘早已派人侦查他的动向，上船后，就被那些侦探特务查看出来，当时逮捕了，至于闇公被害，我们不知道，是在报上登出来才知道的。
　　
　　“三·三一”惨案后，大家纷纷逃散，中法大学、中山大学完全被反动派打垮了。巴县国民师范、川东师范等几所比较红的学校，我们的党团员和左派学生不敢回校，连铺盖都没卷走就跑了。《新蜀报》、《四川日报》也被打垮。党团地委的几个领导人，只剩下钟梦侠、刘成辉、蔡铭钊和我四个。他们三个都想朝武汉跑，但重庆需要人作善后工作，清查死难同志，他们三个就推我作党、团临时特委书记，他们就跑了，工作由我来负担。开始我思想不通，认为钟梦侠二六年冬才回重庆，和学生方面没有接触，他的家庭也是个很好的掩护条件，党的负责同志死了两个，只剩下他一个，正应该留下。共青团刘成辉是书记，怎么把我这个负责宣传工作的留下来了，虽然思想不通，但组织服从，我还是担任了临时的特委书记。只是我在重庆只能昼伏夜出，行动受限制，大家议定詹正圣给我作助手（他才从上海回来，认识他的人不多），黄中元作交通。我在重庆呆了两个多月，先住在钟梦侠家，后来发觉有问题，我又搬到陕西街钟家的当铺去住了几天，接着住在黄中元姐姐家，就是傅烈同志他们在兴隆巷开会被捕的那个房子。
　　
　　我在重庆把一些失散的同志找到了，恢复了一些基层组织，决定在涪陵去发动郭汝栋的部队打刘湘。我到涪陵是黄知风（向时俊政治部主任）的帮助把我送出城的。当时还有程仲苍（团妇委书记）和汪海若（市妇联负责人）两个女同志，也要离开重庆。黄知风派了三乘拱杆轿子，把她们梳妆打扮成两个军阀太太，说是向时俊部队军官的家属，我扮成副官，就这样混出了城。然后又护送我们从江北到长寿。向时俊驻长寿的一个团长王炳南，又派船把我们送到涪陵。当时涪陵驻军郭汝栋表现倾向革命，我们还派了傅炳勋、胡存杰等许多黄埔毕业生在那里工作，认为可以利用四川军阀来打刘湘。另方面，李蔚如在四镇乡还掌握了一些武装，涪陵呆不住还可以到李蔚如那里去，这是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后来李蔚如上了郭汝栋的当，郭是李蔚如的学生，他以商议共同御刘（刘湘）为由，诱骗李蔚如去同乐镇开会。结果李一去就被郭绑送给刘湘，并把尹绍舟礼送出境。我在涪陵住了一段时间，发动郭汝栋打刘湘的事不行。当时年轻幼稚，不知该怎么办。跑武汉不对，回重庆不行，我就和裴紫琚一道背起包袱经邻水、广安、岳池、安岳、资中、简阳到了成都，找到刘愿安同志。刘愿安是川西方面党的负责人，在一九二六年冬天开国民党（左派）第一次省代表大会时我认识他，觉得他很有才干。刘愿安住黄瓦街，李宗林同志当交通，我就把重庆方面的情况向刘汇报，刘也把成都的情况讲了。我问重庆方面怎么办，刘说没办法，只有等中央指示。他问我给中央打过报告没有，我说打过两次报告。中央的通信处是武汉长江书店“屈楚豪”，重庆党组织的代名。“三·三一”以前叫“慧”，下盖“人杰”的印章。团组织的代名叫“一名”，我在特委期间取的名字叫石光第。刘愿安说，先把川西的工作搞起来，我管党的工作，你管团的工作。那时成都的学校很多，每个学校都有团的组织，党的组织少一些。我记得郫县、彭县、安县有党的组织。我们在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里亦有些党组织的活动。邝继勋就是那个时候入的党。傅烈来川后在重庆，是中央派来的省委书记，同时派彭兴道作团省委书记。刘披云同志派来成都负责川西特委的工作，把刘愿安调去重庆参加省委领导。

　　链接二：

任白戈的文艺工作生涯

一

　　重庆解放，任白戈同志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同时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在进军西南途中的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文学分队调入文教队的共80位同志，加上部队和中共重庆地下党的一些同志，组织接管国民党政府所属文化教育单位、重庆市属文化教育单位及大专院校，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为重庆市文艺工作团（后改为重庆市话剧团），由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他坚定地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指示市文工团迅速排演话剧《红旗歌》，宣传解放后纺织工人的新生活；要求文工团到工厂、农村宣传、慰问演出，并组织小分队上街宣传禁烟禁毒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等活动；及时创作一批活报剧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他十分重视培养文艺创作队伍和各类艺术人才。1950年市文工团根据他的指示，派石玺、石曼赴101钢铁厂（今重庆钢铁公司）深入生活；派副团长冯旭率肖培禧、彭友今、沙子铨、任然等到102厂（今重庆特殊钢厂）运输船队体验生活；派邬福康、邢志汶、吕佩芬到中央戏剧学院舞蹈运动干部训练班学习；以后又先后派徐九虎、刘堃等去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专业等等；无不体现白戈同志对这支新文艺队伍的关爱。他还要求市文工团全体成员到巴县铜罆驿区农村参观土地改革工作，加深对农村形势和农民的认识，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
　　
　　白戈同志一贯重视文艺创作。1951年，他指定市文工团团长李庆昇率领石玺、石曼、田广才、赵锵组成创作组赴101厂，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以钢铁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工程技术人员，用自己轧制的钢轨修筑成渝铁路的事迹为题材创作了话剧，剧本提纲拟订后，他提请市委召开常委会进行讨论，并定剧名为《四十年的愿望》。为了写好剧中的主要人物、语言和组织精到的情节，他特邀著名作家沙汀作指导，到完成剧本创作的关键时刻，为赶写一场戏，他竟然把创作组全体成员请到他的家中，亲自参加讨论，通宵达旦，连夜赶写，夜半三更，吩咐家人拿出准备好的锅魁、卤肉、和大家一边吃一边逐字逐句推敲修改。1956年，此剧参加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摹演出，获创作二等奖，演出一等奖。之后，由市文工团改建的市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嘉陵江英雄歌》（歌剧），话剧《红花朵朵开》、《苦水甘泉》、《比翼高飞》、《红岩》（改编）、《劳动万岁》、《重新报到》等，无不凝结着白戈同志的心血。
　　
　　以文艺大队音乐、舞蹈分队为基础组建的市歌舞团成立后，白戈同志要求他们在深入生活的同时要向民族民间传统艺术学习、借鉴，坚持走民族化大众化道路。他指派歌舞演员、乐员学习川剧，将川剧名剧《放裴》改编为舞剧《放裴》，该剧被国家选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出，并获银奖；他指派市歌舞团的创作人员深入民族地区，编导了富有民间特色的舞蹈《秀山花灯》；还创作了反映现实生活的舞剧《刘文学》和舞蹈《两把锄头》。特别是1963年创作的舞蹈《向阳花》，他在审看时建议演员手上的表演道具，由花扇改为镰刀，更生动地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和欢快心情，在参加四川省音乐舞蹈汇演中受到群众和专家的一致好评，获创作一等奖。
　　
　　白戈同志一贯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1956年市话剧团上演《雷雨》，受到一些人的非议，说“这种乱伦的戏，不应搬上社会主义舞台。”白戈同志听到后对剧团的同志说：“《雷雨》是反封建的。繁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我们要正确宣传它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60年代，市话剧团演出世界名剧《卡门》，有的市领导提出尖锐批评，要求停演。白戈同志成竹在胸的说：“1930年，南国社在上海演《卡门》，演了3场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查禁了。演斗牛士卢卡斯的宗晖同志被抓去牺牲在雨花台。《卡门》是反暴政的，是革命戏。”理直气壮地支持了剧团的演出。
　　
　　50年代初，重庆是当时的直辖市，白戈同志兼任市文联主席。文艺界的重要会议，他都亲自到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共商文艺大计，深受文艺界各方面人士的爱戴。
　　
　　一张面向群众的小报---《观众报》，在50年代初创刊了。白戈同志热情为其题词：“艺术要为人民服务才有发展前途，艺术工作者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才能很好为人民服务”。并倡议该报发表的文章，要做到“有益”和“有趣”相结合，才能赢得观众的喜爱。后因经费短缺，该报不能按期出版。他知道后要报纸编辑部向有关方面打一个请求经费支援的报告，并亲笔批示所缺经费列在市委宣传部宣传经费内开支。这份小报在多方面的支持下，后来越办越好，成了西南地区唯一的一份直接联系广大观众的四开报纸。
　　
　　白戈同志一贯关注重庆市群众文化事业的建设。解放初期，随着各区、县文化站相继建立，群众文化有了活动的阵地。但如何贯彻文化的工作方针，如何开展基层群众文化工作，却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亲自给全市文化站干部训练班作报告，详细阐述党的群众文化工作方针、任务，用通俗生动的比喻形象地讲解了“守庙”和“化缘”的辨证关系。他把文化馆比作旧时的“文化庙”，是群众喜去的场所。他说：“庙里的‘和尚’（喻文化干部）死守着庙子不下去是要不得的，但是‘和尚’都下山去了，没有‘和尚’守庙子，那也不行”。他说：“要有‘和尚’守庙子，使庙内活动热闹起来；也要有‘和尚’出去‘化缘’，宣传群众，传播文化，辅导群众开展文艺活动，这也是不可缺少的。”重庆群众文化活动得以蓬勃开展，受到国内文化界瞩目，这与白戈同志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二

　　从白戈同志任市委宣传部长到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17年间，戏剧艺术事业空前繁荣，出人出戏出科研成果，被全国戏曲界称之为“重庆川剧的黄金时代”，其中就倾注了他的大量心血。为了全面贯彻戏曲改革的方针政策，他从戏曲界复杂多变的实际情况出发，批准成立了重庆市戏曲工作委员会，由文化部门的领导、戏曲专家、戏改干部、名老艺人组成，作为从事川剧、京剧等地方戏曲改革的专门机构，创造性的运行社会活动的方式，而不是单一的行政方式，以川剧为改革重点统一领导和部署全市的戏曲工作，既有权威性，又有群众性。他还经常亲自听取汇报，研究问题。这个委员会内只设办公室，5位工作人员，分工联系各个剧团，制定整理、改编、创作的剧目规划，主持讨论、研究、剧本及表演、导演问题，主编出版川剧剧本丛书和川剧艺术研究专辑，总结出“几套锣鼓一齐打”的一整套戏改经验，成绩卓著，硕果累累，多次受到国家文化部的表扬。
　　
　　珍视和尊重川剧艺术传统，是白戈同志一贯的思想。1952年我调到宣传部文艺科不久，就随白戈同志到市文化局检查川剧工作。为了纠正和克服当时戏改工作中出现的粗暴与保守两种倾向，白戈同志亲任工作组组长，成员由宣传部和文办的干部多人组成，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分别召开各方面的座谈会。他亲自听取名老艺人、戏改干部和文化主管部门的意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作了总结讲话。他没有指责任何人，而是从如何认识川剧艺术优秀传统着眼，精辟分析精华与糟粕之所在，阐明贯彻推陈出新方针的正确性，使文化局和川剧院的领导、戏改干部和艺人都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保护了大家进行戏曲改革的积极性。
　　
　　白戈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川剧艺术来自民间，扎根在群众之中，为人们喜闻乐见。一些戏蒙上了封建主义的灰尘，但也往往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追求。在戏改工作中，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对待文化遗产的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十分审慎而又正确地辨别精华与糟粕，予以取舍；有些东西一时把握不准，不要轻易丢掉，可以暂时保留。在全市戏改干部训练班上，他又作了专题报告，全面阐述了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即《五·五指示》）精神，指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既要反对急躁粗暴，又要防止因循保守。他提出会后要采取“先易后难，先存后改”的步骤，既慎重又稳妥地进行戏曲改革，使后来的戏改工作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白戈同志关爱川剧工作，常常采取抓住主要矛盾重点突破的方法解决主要问题。1960年冬至1961年初，重庆市为准备川剧进京汇报演出，组成重庆市川剧演出团，集中在三书场（山城曲艺场）整理和改编排练了《红梅记》、《荆钗记》、《绣襦记》、《荷珠记》等一批优秀传统剧目。其中将《绣襦记》列为重点加工的剧目就是他提出来的。市文化局和川剧院根据他的意见，专门成立了修改小组，剧本大改了四、五次之后，又边排边改，他几乎是排一场看一场。时值冬季，他看完后就让大家围着火盆而坐，从对戏的主题思想的把握，人物性格的刻画、主要演员的表演要求，喜剧风格的展示等方面，谈他自己的意见，又听取大家的议论；对有争议的涉及川剧的思想艺术方面的问题，总是引导大家各抒己见，求同存异，在排演中逐步加以解决；最后归纳成切实可行的修改方案，交导演、编剧去执行。这样既民主又集中的领导艺术，使《绣襦记》的改编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和谐统一，成为川剧舞台上长期保留的优秀喜剧剧目。1961年3月，重庆市川剧演出团带着这批节目赴京演出，受到了首都文艺界和广大观众的好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主持召开了川剧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肯定这几出戏都是川剧推陈出新的优秀成果。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和徐平羽，在会上分别发言，充分肯定了重庆市在挖掘整理传统剧目和培养新人方面的成功经验，并向其他剧种推广。后来文化部还对重庆市在挖掘整理川剧传统剧目工作上的突出成绩给予了奖励。

三

　　白戈同志的业余生活，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重庆剧场度过的。与其说这是他的业余生活，不如说这是他进行工作的另一种方式，是他联系群众的另一条通道。当时重庆剧场经理夏福林，把第4排第4号座位总是给他留着，他看完演出常常要把导演、主要演员、鼓师、剧作者及剧院领导留下，谈他看演出的印象以及对剧本、表演、导演、音乐、唱腔等各方面的意见，平等共商，从不把他的意见强加于人。日久成习，剧团的同志一见到任书记来看戏了，总是不愿离去要听听他的讲话，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艺术水平。有时候他没有什么意见要谈，大家也愿与他“摆摆龙门阵”，把他当作知心人。
　　
　　白戈同志一贯尊重老艺人。他常常强调川剧遗产特别是表演艺术，保存在老艺人身上，他们是艺术上承前启后的桥梁，在戏改工作上一定要充分尊重老艺人的意见，与他们密切合作，使丰富的表演艺术得以融汇于剧本之中，展现在舞台上，并得到继承和发展。50年代每逢春节，他都要到各剧团看望老艺人，以示慰问；有时是挨门挨户走访，有时是请到院部聚会，或到正在演出的后台看望。他与老艺人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同志式的友谊，直至今日，许多老艺人一提到白戈同志，无不深情缅怀，感念不忘。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反右”中，他不同意在重庆戏曲演员中划右派，担了很大的风险而保护了一批演员。1961年12月在副市长邓垦的组织下，他在全市戏曲剧团青年演员拜师大会上讲话，勉励老艺人“得英才而教之，人生一乐事也！”希望他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艺术传诸后代，使一批青年演员艺有师承，学有所宗，为川剧艺术的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作出贡献。
　　
　　如同对待川剧老艺人一样，白戈同志对戏改干部也是同样关怀重视的。重庆解放初期，调到戏改工作岗位上的干部，一部分是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文学分队的同志，一部分是解放前就接触戏剧的知识分子。对这两部分同志，他都一样培养，一样信任。派他们到各戏曲剧团去工作，放手让他们深入实际，与艺人为伍，密切合作，相互学习，后又从党政机关和新文艺团体抽调干部以充实和加强戏改工作队伍。如在市文化局、市戏曲曲艺改进会、市戏曲工作委员会、市川剧院工作的谢代、胡度、李行、林昭德、罗健卿、王向辰、蔡佳伶等人，成为戏改工作的主力。市文化局的领导干部裴东篱、席明真、李衡和市川剧院院长张民权等，也是他点的将；还有以后的于义、吴声、余荣邦、朱龙渊等人，编剧李明璋、赵循伯、李净白、李心白、许音遂等人，音乐工作者杨明良、李康生、曹明、陈安业等人，都为川剧的改革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四

　　十年浩劫，白戈同志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白戈同志任中顾委委员、省顾委常委，1984年曾来渝视察工作。当时我在市文化局任副局长，陪他走遍各剧团看望大家。他在话剧团看演出后走进后台，全体演职员经久不息地为他热烈鼓掌，他含着眼泪，默默地的大家握手，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去了市、区川剧团，与老、中、青川剧演员见面，在会上讲话只字不提“文革”中对他的批斗，说“君子不记前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他不忘老朋友，特地去德兴里胡度住的狭窄简陋的小阁楼上，以茶代酒，亲切交谈，忘了时间，就在那里住了一夜。他询问了胡度的工作、生活及子女的情况，勉励胡度说：“你是从上海随军来的，一个上海滩来的下江人，搞了几十年的川剧工作也不容易，这是党的培养和人民的需要。你今后一定要坚持川剧理论研究这块阵地，以期对历史有个好的交代”。离渝前夕，他还给重庆市委留下一封信，专门谈了他对重庆川剧工作的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1985年10月，重庆举办第一届“雾季艺术节”，他应邀返渝参加艺术节。他看了话剧、川剧、歌舞等演出，总是热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侃侃而谈，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就在11月3日艺术节闭幕后，他要文化局安排他在人民剧场与市川剧院院部及一、二团和青年集训队的老中青艺术骨干见面。那天他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从川剧面临的形势讲起，指出要正确分析、认识形势，正确对待继承和发展川剧艺术的优秀传统，坚定振兴川剧的信心。他说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坚持发扬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孰料这次讲话竟是他在重庆的最后一次讲话，他与重庆川剧界的这次会见竟成永诀！
　　
　　1986年6月，白戈同志终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病逝于成都，享年80岁。当时，我与胡度正在成都参加一个戏曲研究会议，得知消息，赶到他家中设的灵堂悼念，向他的遗像行三鞠躬礼，为我们敬爱的老首长送行！

　　链接三：

难忘任白戈

　　20世纪50年代，重庆市文工团（现市话剧团）创作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在全囯享有盛名。这个剧本的创作，灌注有任白戈的心血与汗水。
　　
　　1951年的全国文工团会议上，重庆市文工团剧本创作成绩是空白。中共重庆市委发出指示：“市文工团关门一年，也要拿出自己的剧本来。”
　　
　　当时，我和石玺在101厂（现重钢）深入生活已经一年多了，时任市委宣传部长的任白戈，听了我们在厂里体验生活的汇报，以及我们心中构建起来的人物，认为我们具备了写钢铁厂供应钢轨修建成渝铁路剧本的基础。创作组增添了创作力量后，任白戈亲自领导这个剧本的创作。有他这位左联时代的文学家参与，我们当然十分高兴。
　　
　　剧本初稿出来，就受到出乎我们意料的重视，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剧本，剧作者不论是否党员，列席市委常委会参加讨论。
　　
　　1952年7月，剧本创作进入攻坚阶段。任白戈请来了老作家沙汀，和我们一起解决剧本中刻画人物的难题。创作组成员加上沙汀，六个人坐在抗建堂剧场的地上讨论剧本的修改，酷暑难当，汗水打湿了衣裳，一个个索性打着赤膊，好在都是男子汉。任白戈一有空就来，他的汽车只能开到纯阳洞街口马路上，到剧场的二百多级石梯坎还得他自己爬。任白戈每一次来都累得满头大汗，和我们共饮白开水解渴，稍有优待的是，他坐在从票房拉过来的一张旧藤椅上。他不满意我们剧中人物说的一些口水话，强调人物要以自己独特的形象和观众见面。
　　
　　一天晚上，为了赶一场戏，任白戈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开夜车。他先和我们聊天，问我们几十个日日夜夜赶写剧本，恋爱对象有没有意见？当时谁也没有好意思回答，却感受到他关心我们的感情生活，心中暖融融的。凌晨三点多钟，我们把稿子赶出来了，他从里屋的床上起来，拿出准备好的锅盔和卤肉招待我们。他逐句逐字地看我们的稿子，或点头称是，或停下来和我们商量。我们狼吞虎咽地吃着宵夜，和他一起谈笑风生地把这场戏改好。
　　
　　紧接着成渝铁路通车，《四十年的愿望》在重庆演出了150多场，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生产热情。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14个省市剧团纷纷演出该剧，贺龙又带着国家剧院到朝鲜去演出该剧。1956年，《四十年的愿望》荣获文化部颁发的剧本创作奖，是新中国建立以来重庆剧本创作首次获得的国家级奖励。重庆市文工团被誉为全国十个著名话剧团之一。
　　
　　50多年来，任白戈悉心领导剧本创作的事迹在文艺界传为佳话。至今仍有媒体向我们采访时谈及此事。我们说：不要求领导文艺创作的人都像任白戈那样是文学家，但要有任白戈关心文艺创作、关心作者的细致入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