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白与

王白与与友人李衡合影

　　王白与，生于1902年四川蓬安的一个书香门第，是四川民革“川康五魂”之一，先后担任四川军阀刘湘21军政治部组织科长，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新蜀报》总编辑、总经理，还曾担任多所私立大学教授和中学校长。因为与杨杰等人策动武装起义，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迎接解放工作而被捕，经10次严刑拷打，均慷慨直言，未曾累及任何同志，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在白公馆遇害。
　　
　　王白与，又名本霖，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10月15日，出生于今蓬安县柳滩乡王家湾，祖籍属西充县。祖父为清末举人，任过蓬州玉环书院山长。母亲兰氏为今蓬安人，出嫁时娘家以三百挑田产作陪嫁，后父亲亦随之定居今蓬安。五岁时在家所在地的郑家大祠堂读私塾，他爱背唐诗，记忆力强，成绩优异。后就读于顺庆联中，一毕业即往北京求学。他本喜爱文学，但在他得知我国当时的军事地图还不如日本在我国偷绘的详细时，愤然报考陆军测绘学堂，希望以后能献身测绘事业，为国雪耻。在京期间，他常入北京图书馆、博览群书。他利用课余，为北京各报刊撰写评论、诗词。年纪不到二十岁，已颇有才名，备受读者及名流推重。寓居北京的广安人蒲殿俊因与其叔祖为同年进士，王与之来往密切。蒲爱其才，亲将女儿蒲耀琮许以为妻。
　　
　　1920年(民国9年)，王白与学成，回到军阀割据、内战连年的四川，所学无所用，只好为成、渝各报撰稿，以维持生计。作为文人，他的影响日渐扩大。1927年，重庆《新蜀报》聘请担任总编辑。任职期间，他坚持反映人民的心声，对一切有碍社会之进展者，他“即以纯客观的态度尽量指陈，不畏威胁，不受利诱，不避斧铖，痛加贬斥”。继后，因张澜和蒲殿俊的推荐，王被刘湘任命为二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长。王借机与更多进步青年联络交往，创办“新闻学研究所”，吸收热爱新闻事业的有志青年入所深造。对入所学习的进步青年，他关怀备至。共产党员王俊，因参加学生运动，先后三次被捕，他曾两次保释。1929年，王俊第三次在地处成都的四川大学被捕，因营救不及，被以向育仁为首的三军“联合办事处”不加审理而杀害，他为此痛悼不已。《新蜀报》记者、共产党员吴宜之因参加工人运动入狱，在王设法营救他之时，为抗议军警当局的残暴，以玻璃片自杀牺牲。此后王一提及此事，即深深叹惋。
　　
　　1933年，“二刘之战”结束，刘湘主持川政，并兼任川康善后督办，雄心勃勃，力图控制全川。时王白与为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任川康善后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由于刘湘的秘书长不善为文，省府的一切机要文件及出席各机关、法团和学校的讲演稿，大都赖王代拟。王也因此积极建议，力主革除造成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防区制这一祸根。1934年，他创办《华西日报》，任社长，他常说：“富贵易改其情愫，白与不为一小吏为而失常态。”对报纸，他提出三条标准：第一“求真理”，第二“尚纯洁”，第三“重理智”。他主张报纸始终应把为了民众和依靠民众放在首位，持论公正，刚直不阿，因此，他主办的报纸，曾风靡一时，销路甚广。
　　
　　1935年，刘湘接受冯玉祥及其使者的建议，在成都玉皇观举办“川康善后督办公署军官研究班”，用以抵消蒋介石在峨眉山举办的中央军训团的影响，王白与任研究班政治部主任。当时民族矛盾极为严重，他向学员们宣传团结救国的道理，他说：“现在面临国家民族存亡之秋，还谈什么‘靖外必先安内’，应该是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时候了！”学员们听了反映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呼声很高。
　　
　　1938年，刘湘离世，王白与出于对蒋政权的不满，离开省政府，离开《华西日报》，直至西充族人王躜绪主持川政请其出任要职时，他也以愿从事文化、新闻事业为托词而拒绝了。但他常应各报之约，撰写评论时政、宣扬爱国抗战的文章。他还与爱国青年李清源及金陵大学学生秘密活动。为配合革命力量从事反蒋斗争，后又重返《华西日报》，主持社务，因为官方不容，不久又离开该报。1943年，王白与在成都创办岷云艺术学校，谢无量任董事长，他自任校长。又联合进步青年，创办《大同周刊》，他为发行人。由于言论左倾，不久又被迫停刊。
　　
　　1943年，他另图出路，只身赴重庆，后再到《新蜀报》就任总经理。他以报纸为阵地，为民请命。蒋政权实行“田赋征实”，全川贫苦农民受害极深。他一面与胡文澜、何鲁等组织粮民索债团，发动全川农民向蒋政权索还征借粮债，另一面在报纸上用巨幅版面作专栏，揭发“征实”的罪恶，反映小农们的呼声。蒋政权搞黄金购户四成捐献的办法，凡预购黄金的客户和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的存户，都要一律减四成作捐献。他引用孔子“人无信不立”之义写文章，竭力指斥此一作法之荒谬。当局在用重金收买不成之后，便对《新蜀报》施以高压，但他和同仁始终未屈服。
　　
　　王白与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果不把农业放在优先地位予以重视，中国的工业经济就会受到阻碍。抗战中，四川农民贡献尤大，抗战胜利，全国“八载仇犹一夕倾，如火如荼动欢声”(王白与诗)，但小农们困苦丝毫不减于往昔。出于为农民争民主，争自由的目的，1945年，他与何鲁、董时进、伍国源等于重庆组织农民自由党。其时，他还借担任朝阳学院、西南美术专科学校、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之机，与青年接近，鼓励他们认清形势、明辨是非，站到人民一边。1946年，蒋政权公开撕毁停战协定，王白与又在《国民公报》上公开署名发表《四川老百姓起来》一文，揭露蒋介石独裁、内战、玩弄假和平的阴谋。当局对他的言行十分忌恨，处处制造麻烦，他在重庆的工作无法开展，处境艰危，不得已，乃东去上海，筹备《新蜀报》上海版。
　　
　　到上海后，《新蜀报》上海版筹备未成，他便与在沪的谢无量等民主革命人士一起寄寓于“中央饭店”，既参加以范绍增为社长，周绍轩、何培荣为副社长的“益社”的活动，又担任“民革”四川省组织的前身“民主同志联谊会”的秘书组长。他的住房在中央饭店屋顶，这里原是露天花园，很僻静，又只他一人居住，而且电梯只能通到六楼，上去得爬小楼梯。因此，他的住房就成了“民主同志联谊会”秘密活动的场所。他为该组织开展民主运动，做过大量文书工作，起草了该组织的纲领和宣言。他为该社起草的纲领提出：“以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其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之对内对外政策为基本准则”，“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政府，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确认叛党卖国的蒋介石为民主、和平、统一之阻碍”，“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没收官僚资本的改革”，“坚决完成先总理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政策，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要充分发动人民力量，制止内战，争取真正的持久的民主与和平。”。1948年，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期间，他赴南京联络王国源、李宗煌、尹子勤等人参加“民革”的活动，并在上海组织规模空前的游园酒会，欢迎“川、康、渝”的国大代表和立法、监察委员，宣传反蒋斗争的民主革命思想。
　　
　　1949年春，“民革”通过范绍增与顾祝同的关系，获得国民党一个部队的番号——国防部暂编十纵队。王白与同四川“民革”其他原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奉命回川组建，以策应大西南解放，他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为此，他往西安、南郑，同胡宗南洽谈枪支，在重庆与杨耿光、周均时等共同筹划军事策反与文化教育界的联系活动。有人遇到困难要退却时，他告诫说，“我们回川的任务是革命，不是作官！”对于建立革命武装，他强调说：“拿起棒棒人打狗，丢了棒棒狗咬人。”7月的重庆，他住在市中区中兴路的华府饭店楼上，常常汗流浃背地工作。去看他的人说：“楼上太热，不适于居家。”他却说：“住旅馆已成习惯了，我们干的工作只能随遇而安”，“家庭似旅馆，旅馆也成了我的家庭。”王白与生性耿介，一向坦荡对人，他认为“虽愚不可言之反动者，亦未尝不可感化”，因而疏于防备。可他的活动，早被打入农民自由党和“民革”的特务所掌握。他早被列入他们的黑名单。8月20日有关当局以约请南山赴宴为名，待行至渡口船上即将其逮捕，随即关押于“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
　　
　　王白与被捕后，一日晚，狱卒将他和同室难友的眼睛蒙上，用汽车载往乡下。大家以为是押去枪毙，都向狱卒要求写遗书。他没提任何要求，只大声说；“我不怕!”在狱中，他向难友讲“愿以一己之生命，担负反动派所加之任何罪名，以救民于水火。”时重庆当局有一位显赫人物捎信说：“只要公开承认错误，愿保他释放，并送洋楼一幢”，他没有丝毫动摇。王是一个很有才气的诗人，常借诗抒情盲志，⑴狱中百日，他在纸烟盒上写诗四首，⑵其中一首写道；“由来志士苦心多，蜀络千秋恨不磨。心如止水无牵挂，犹渐百日坐东坡”。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政权逃离重庆前实行大屠杀，晚上10点钟，行刑刽子手打开牢门，王白与知是最后的日子到了，他神情从容，走出囚室，边笑边说：“痛快！痛快!”行至松林坡时，他大声高呼：“打倒蒋介石匪头”、“民主革命万岁”，不屈牺牲。
　　
　　王白与对家乡蓬安怀有深厚感情。他从南充联中毕业外出后，曾多次回蓬安，探望家乡亲人。1945年，他在家乡的小学向师生讲演，分析当时的时局，关心家乡人民的疾苦。1948年5月，一位负伤退役的国民党军官，他的同乡刘剑良，路过重庆，恨自己过去走错了路，对新的道路又缺乏信心，他劝导刘说：“重新开路，为时不晚。”并要他打入即将成立的蓬安“民众自卫总队”，掌握全县的武力，配合地下武装，搞军事策反，立功赎罪。待刘承诺以后，王即向县里有关人员写信，要他们荐举。经过一番努力，国民党蓬安县党部及参议会通过并报省核委，刘当了“蓬安县自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总队”于1949年1月正式成立后，刘向王写信，说枪支破旧、子弹缺乏，人员军事素质极差。王又复信刘，要抓紧训练，学会打仗，要他筹集资金购枪。后王又通过西南长官公署钱副长官送蓬安枪支500支，子弹若干发，并写信给他的学生某，要他同刘联系，将自卫队拉进华蓥山待命。后因王白与被捕，断了联系，枪支未领回，华蓥亦未去。但由于他的启发教育，刘剑良在1949年12月带领“自卫队”起义，迎接了蓬安的解放。
　　
　　注：（1）王白与博通经史，好文学，喜书画，尤工诗词。他与郭沫若、黄炎培、沈均儒、江庸、章士钊、谢无量等均有诗词唱和，谢无量在《事和白与岁暮见怀之作》诗中称赞王白与的诗：“春到江南客未行，新诗乍袭似奇兵，喜看笔底风云气，长感天涯故旧情。”他自编有《双梧桐诗集》、《食力斋诗词集》、《今健楼集联》、《话雨集》、《苹玉集》等多种，惜在他被捕以后，大多由当局劫去而散佚。现存者仅他的亲友所保存的一部分了，
　　
　　（2）1949年12月初，重庆刚一解放，烈士有个表侄去白公馆吊唁王白与时，在监狱附近垃圾堆上拾得四首诗的草稿，惜又遗失。现存三首是根据烈士难友周绍轩背诵记录，另一首巴不复记忆而失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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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动蓬安起义

　　蓬安县志办前主编邓郁章对蓬安和平解放的史实研究得十分充分。他说，如果没有王白与的前期工作，在反动恶势力横行的蓬安县，当时要和平解放根本不太可能。
　　
　　“蓬安县起义时有一个重要的军官叫刘剑良。”邓郁章说，这个人就是王白与费尽心机安排在反动政府的“县自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1949年12月，刘剑良带领“自卫队”起义，迎接了蓬安县的和平解放。
　　
　　据邓郁章介绍，1948年5月，身为国民党军官的刘剑良在战场负伤，返回家乡时路过重庆，遇见老乡王白与。在交谈中，刘剑良对自己一度追随国民党的错路追悔莫及。王白与劝导他“重新开路，为时不晚”。1949年春，王要刘剑良打入即将成立的“蓬安县民众自卫总队”，掌握全县武力，配合地下武装，搞军事策反。他依靠自己的关系，向蓬安县有关方面写推荐信。
　　
　　“经过努力，当时国民党蓬安县党部及参议会通过并报省上，任命刘剑良担任‘蓬安县自卫总队上校副总队长’。”邓郁章说，当时“自卫队”缺钱缺枪，王嘱咐刘剑良设法筹款强化装备。他通过西南长官公署的关系，为蓬安送枪支500支，子弹若干发，并要求刘伺机把队伍拉进华蓥山待命。
　　
　　“在蓬安解放前夕，王白与在重庆被国民党当局诱捕，并最终被枪决。”邓郁章说，王白与对刘剑良的启迪和帮助，使得刘在关键时候终于作出了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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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报界铁牛” 

　　在黄一龙主编的《食力斋诗词》一书中提到，王白与利用《新蜀报》为掩护开展爱国救亡运动，“报人”则是王白与的另一重身份。
　　
　　1929年，王白与就曾受聘于重庆《新蜀报》任总编辑。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后，于1934年创办了《华西日报》，王白与一度担任该报社长，在《华西日报》的副刊刊载新文艺作品，灌输进步知识，与当时成都其他报纸的副刊大为不同。
　　
　　当时除担任《华西日报》社长一职以外，刘湘还任命王白与担任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川康绥靖公署军官研究班政治部主任，左志丹介绍，“当时刘湘重要的文电讲话稿，很多都是王白与操刀写的。”这种情况下，王白与并没有在报纸挂个空名，而是忙完办公室的工作后，深夜到报馆通宵看稿、写稿，认认真真，从来没有敷衍过。所以同事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报界铁牛”。
　　
　　袁庭栋的《成都街巷志》中记载，《华西日报》的营业部设在华兴正街，编辑部对外办公在总府路。新中国成立之初，《华西日报》社长赵星洲将全部印刷设备移交给军管会，政府利用这些印刷设备出版了《川西日报》后又并入《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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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见证家族兴旺

　　饱读诗书的王白与固然没有为家乡留下太多的遗存，但他的精神与努力，却已积淀为纯朴民风，至今仍是花鱼滩村王家湾村民户户恪守的“乡规民约”。
　　
　　蓬安县柳滩乡花鱼滩村是一个四面环山、中间开阔的小坝子。四季水流充盈的花鱼滩横贯而过，坝子里除了无数良田，在低矮土丘深处，随处可见炊烟袅袅的农舍。王白与家的四合院位于王家湾。
　　
　　四合院中有堂屋，两边有正房，正房两边有转角房，对面有进院的高大牌坊，俗称朝门。朝门是惟一进院的通道。朝门与转角房之间为矮半层的厢房。左面厢房背后有碾房。王氏家道昌盛时节，雇有3户村民帮工。
　　
　　如今，这里已人去房毁，独剩一座朝门。但朝门也因风吹雨蚀，立柱尽毁，无数瓦砾摔毁一地。在瓦砾层叠之中，一些不知名的蒿草，带着春天的气息，蓬勃而顽强地掩盖着朝门的残骸。
　　
　　“这朝门如今已不在王氏家族名下，是一位名叫郑桂权的村民所有。”67岁的村民郑象权介绍，郑桂权是最后一户搬离王家大院的住户。他已择址另建楼房。
　　
　　据说，解放后，王白与的母亲因为继承王氏产业，被定为地主。王家大院按政策划分给其雇户郑景万、郑景芝、郑景灿等人。除王母自己留住的堂屋外，余房中途又多有易主。“当时房屋全是穿斗瓦屋，四围墙壁由寸厚木板制成。朝门内有两棵三四人合抱的古柏树，解放后乡上修建粮店，这两棵古柏被砍伐充公。”
　　
　　郑象权讲述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拆院一幕，犹如隔日，种种细节历历在目：“那时候讲政治斗争，跟地主成分王氏家人住一起，既容易伤己，又往往连累他人。所以大家都选择另外建房。”郑象权介绍，王家硕大的石碾，也被运去修建了当时合作社的猪房。
　　
　　王家大院最鼎盛的时候，蓬安县盗贼横行，兵匪为患。蓬安县志记载，当时境内有多个袍哥和恶势力组织。大凡有点名望的家族，如不加入这些极为嚣张的特务或恶势力组织，就会遭遇欺压和敲诈。但因为王白与的名声威望，这些恶势力对王家从来都礼遇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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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辈忆说王白与其人

　　像很多沉默的英烈一样，由于时代局限，王白与生平事迹有史可查很少。据蓬安县志办工作人员介绍，自贡人李湘瑶曾经写过一篇回忆录，上面记叙道：王白与身材高大，匀称，留着中山发型，常着灰色芝麻呢西服。
　　
　　1948年，李湘瑶在上海一家杂志社与王白与相识时，得知王白与父亲早年亡故，其母一直孀居，勤俭度日。王白与大学毕业后，曾历任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华西日报》总编辑、社长及《新蜀报》总经理等职。在李湘瑶印象中，王白与为人直爽，对困顿进步人士多有救济。
　　
　　王白与的女儿王可雍的回忆录中记到：就在1948年，王白与留在成都的两个女儿生活早已陷入困窘，不但衣食无着落，就连学费也需要赊欠。王白与曾专门写信给省女中的刘克庄校长，请求女儿学费缓交。“我父亲广交朋友，记得在成都时，有位四川南充籍的进步青年李扬波，突然在一天晚上来到我家，表示正在遭受特务追捕，父亲立即安排李到外地避躲，并介绍自己的朋友给李，对其解囊相助。”王可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