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充市西山风景区内的“顺泸起义”纪念碑
1926年7月，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地委书记、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负责人杨闇公兼书记，刘伯承、朱德为委员，并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左派)名义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密定伺机举行“泸顺起义”，即组织顺庆(今南充市)、泸州及合川部分的川军起义，配合北伐战争。“泸顺起义”是除北伐主战场外，国内支援、配合北伐战争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也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开展军事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体现了重庆地委在大革命中特别是在军运工作上的独特成就。
注：“顺泸起义”和“泸顺起义”是同一事件。南充人民习惯称“顺泸起义”，因此，修建在南充市西山风景区内的纪念碑为“顺泸起义纪念碑”。后来，中央党史办将此次起义统一命名为“泸顺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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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策动和部署
随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社会各阶层更加憎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渴望结束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统一后，广州国民政府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持续增强。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广州国民政府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出师不久，中国共产党也意识到了掌握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扩大执委会议上，中共中央第一次做出关于军事方面的决议。决议强调：“本党是无产阶级的党，随时都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同时，此项工作就是使本党获得有条理的准备武装暴动的经验。”①中央通知各地要注意做好这项工作，以响应北伐战争。
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是军阀盘踞的重要区域。境内有刘湘、杨森、邓锡侯等拥兵自重的军阀将领，其兵力达35个师、29个混成旅、19个独立旅，约50万之重。因此，四川军阀的政治制度，对北伐战争能否在长江流域取得胜利是一个重要因素。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为配合北伐战争，先后派刘伯承、欧洋钦等人入川，策反军阀部队，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自己的武装。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北伐战争的进程，迅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军事运动方面，杨闇公、吴玉章、刘伯承、童永生等全力投入军运工作。在中共重庆地委加紧开展军运工作之际，受中共中央派遣的朱德和受中共中央北方区委派遣的陈毅，于8月先后抵达四川，重点做军阀杨森的工作，力争杨帆易帜。
顺庆位于四川东北部，素有“川北重镇”之称，历为兵家必争之地。驻守顺庆的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人称“顺庆王”。为争取何光烈倾向革命，吴季蟠、黄知风在顺庆筹建中共川北支部和国民党（左派）南充县党派之时，就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以何光烈师部咨议的身份在其军中开展工作，并与重庆地委派到何光烈部队的地下党员朱昌文一道，共同秘密做第九旅旅长秦汉三、第十旅旅长杜伯乾的争取工作。6月下旬，吴玉章到南充担任嘉陵高中校长后，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对何光烈展开策反工作。在反复劝说何光烈参加国民革命无效后，吴玉章便集中精力做何光烈部秦汉三、杜伯乾的争取工作，向部队官兵宣传革命道理。7月上旬，吴玉章离开南充前夕，举荐重庆地委委员童庸生担任嘉陵高中校长，以便发展大好形势，继续开展军运工作。9月初，童庸生来南充遭到何光烈拒绝后，即往合川策动驻军黄慕颜部参加国民革命。吴季蟠、黄知风等也逐渐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军事运动方面，对何光烈部展开策反工作，先后将秦汉三、姚源铎等军官发展为中共党员。
中共重庆地委对川军的策动工作逐步取得成效，掌握了秦汉三旅和黄慕颜部5000余人枪，并在这两个旅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受共产党组织影响倾向革命的部队有杜伯乾旅等三个师五个旅及共产党掌握的一些群众武装；党组织在顺庆、泸州等地的军事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建立了很好的基础。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中共重启地委向中共中央提出来组织武装起义的建议，即在川中“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列军队”②，并初步拟定了在顺庆、泸州、合川发动军事起义的方案。中共中央对次建议十分重视，要求中共重庆地委抓住军阀部队中带有左倾转变的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打好基础。中共重庆地委随即加紧部署起义和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9月28日，杨闇公以国民党（左派）临时省党部名义，在重庆秘密召集黄慕颜、秦汉三以及川军中倾向革命的师、旅长或其代表开会，吴季蟠作为杜伯乾的代表参加会议。会议着重商议了“响应北伐，会师武汉”事宜，同时决定以国民政府名义，向川军中旅长以上官员发出革命鼓动函件。会后，中共重庆地委召集顺庆、合川、泸州的进步军人和代表继续开会，研究布置顺（庆）泸（州）起义行动方案，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并决定在顺庆和泸州首先举行武装起义，同时对起义的时间、方法和联络方式等作了实质性磋商。刘伯承被公推为总指挥，合川黄慕颜部为第一路，顺庆秦汉三旅作为第二路，杜伯乾旅为第三路，四、五路由泸州方面的部队组成。会后，各部即着手准备，待命行动。吴季蟠回到南充后，深入官兵之中，开展思想发动工作，加紧分化瓦解军阀部队。为了在政治上造成强大声势，以配合即将爆发的起义，组织党员、团员在民众中广泛宣传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意义，号召工人、市民、农民等各阶层民众拥护、支持国民革命。李介等还到营山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要求营山组织一支队伍，配合起义军行动，支援顺庆建立人民政权。营山党组织精心挑选了一批农民自卫军骨干，组建一支队伍，赶制好旗帜，准备了刀、矛等武器，时刻准备开赴顺庆，配合起义军行动。浸水、东观等地的农民自卫军也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行动起来，做好支援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随着北伐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四川策动军阀部队起义、策应北伐战争取得更大胜利显得更为紧迫。1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和四川及重庆地区军事工作的发展情况，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在重庆六店子刘伯承家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的中央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委员。经军事委员会多次研究，一致认为发动起义的时机已成熟，应适时予以策动，并确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即争取驻防顺庆、合川的三个旅首先发动起义，以顺庆为根据地，在川北站稳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两个旅起义，以相策应；将泸州起义军迅速北调，到顺庆回合，扩编为六个师一个军，以刘伯承为军长，创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的武装；为了取得国民党（左派）的支持，部队建制归于国民革命军；起义时间定为12月5日。
会后，中共重庆地委先后派遣30多名党员到顺庆、泸州、合川、涪陵等地，加紧分化瓦解军阀部队，发动群众配合即将爆发的起义。杨闇公、刘伯承前往合川，部署黄慕颜部的起义；朱德返回万县，加紧做杨森部的策动和改造工作。一场疾风暴雨的军事起义，即将在顺庆、泸州等地拉开帷幕。
注：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页。
②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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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庆起义爆发
12月1日，原计划在顺庆起义后举行的泸州起义提前爆发。顺庆起义也因情况突变提前到3日爆发。
按照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部署，秦汉三、杜伯乾拟定5日趁何光烈例行检阅部队时将其生擒，然后率部队起义。但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秦汉三、杜伯乾两旅长倾向革命的态度被何光烈察觉，并决定以换防名义伺机夺取秦、杜两人的兵权。加之行动计划被人告密，何光烈临时取消阅兵，反设“捉拿计”，通知排以上军官3日17时到师部开紧急会议，并布置警戒。秦、杜见起义之事已泄密，经过激烈的巷战，很快解决了何光烈护卫部队的武装，扣押了何光烈亲信团长。何光烈见大势已去，命令随从趁夜在学院街、正南街、大东街等地纵火，然后趁乱携家眷、弁兵及少数亲信部队仓惶逃出顺庆，起义军胜利占领顺庆城。次日，秦汉三、杜伯乾公布何光烈罪状，并通电宣布起义，组织地方临时政府，救灾安民。同时，电催合川黄慕颜部迅速到顺庆会合。
泸州、顺庆提前起义的消息传到重庆后，杨闇公、刘伯承等紧急磋商，决定刘伯承立即赶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然后驰援顺庆，主持和指挥整个起义。并派人率政工人员去泸州，督促起义部队立刻北上，与顺庆的起义部队汇合。
12月5日晨，黄慕颜率王建业团、唐祖尧团、江防警卫营、特科营和学生队在合川起义。9日晨，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到达顺庆，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对处理好三支起义军关系、整肃内部纪律、安置民众生活等做出安排。第二天，刘伯承召开起义军7个团、2个营共7000多人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会上，刘伯承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分别就任第一、二、三路司令，吴季蟠、黄知风分别任第二、三路政治部主任。刘伯承发表了演说，阐述了革命军作为民众武力的宗旨和起义的意义，号召各路部队团结一致，拥护和参加国民革命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万恶的军阀。紧接着，刘伯承在原何光烈的师部设立总指挥部，一面整顿部队，一面稳定社会秩序，使顺庆的混乱局面很快得到控制。
中共营山支部负责人郭经阶在出席了四川省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取道合川与起义的黄慕颜部回到顺庆并奉命回营山做驻军旅长胡锡申的工作。上级党组织还派吴尔笃到营山做胡锡申的工作，动员他参加国民革命军，响应顺庆起义。通过反复、多次的说服、争取，胡锡申同意保持中立。何光烈逃到南部后，派人来求胡锡申支援时，被胡锡申拒绝。
顺庆起义的消息极大震动了四川军阀。鉴于北伐的胜利进军，以及全国大革命运动的高涨之势，一向对国民革命持观望、投机态度的刘湘、杨森暂时还不敢贸然镇压泸顺起义军，但刘文辉、邓锡侯等军阀却想借此抢占地盘、扩大势力范围，竟悍然调遣驻广安的罗泽洲部4个旅2个团、驻遂宁的李家钰部1个旅、合川县陈书农部2个团及何光烈残部，从南、北、西三面围攻顺庆，企图将起义军一举消灭。由于泸州方面的起义军迟迟没有北上顺庆会师，致使汇合在顺庆的起义部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面对敌强我弱的严重局面，刘伯承主张迅速撤出顺庆，向川鄂边境前进，消灭沿途小军阀，壮大革命力量，向武汉政府靠拢。这时杨闇公派人送来密信，告知已严令泸州起义军火速北上，并指示顺庆起义军原地坚守，等待会合。刘伯承与黄、秦、杜商量后，决定改撤离为坚守顺庆，并在兵力部署上作紧急调整，等待泸州起义军的到来。13日至14日，敌人以8个团的优势兵力，分三路向顺庆发起进攻。刘伯承指挥起义军在舞风山、白塔山、都尉坝等地阻击敌人，给予敌人以重创，迫使其不能前进。因泸州起义军内部出现新问题，并未遵照命令北上顺庆会合，使顺庆起义军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14日，刘伯承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提出放弃顺庆，进军绥定(今达县)，待泸州起义部队北上汇合整编后，再实施入陕的计划。但秦、杜两部官兵不愿撤离，力主坚守。见此情形，刘伯承根据敌我态势，提出集中兵力攻破敌军一路的反击方案，即从黄、秦、杜三部各抽出4个营共12个营的兵力，由秦汉三任前敌指挥，集中攻击弱敌李家钰部并将其击退，迫使罗泽洲、陈书农撤退，以解决顺庆之围。15日晨，起义军向李家钰部发起猛攻，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为掩护反击部队前进，在西山的白马庙设立了炮兵阵地。经过激烈的战斗，反击部队迅速占领了大小老君山、插旗山、紫福观、栖乐山等险隘制高点。反击部队乘胜追击，将战线推进到距顺庆20华里的望水垭一线。李家钰部、罗泽州部损失惨重。
在起义军浴血奋战的同时，川北支部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持治安，动员工人、学生组成支前服务队，冒着枪林弹雨，为起义军运送粮食和弹药，救护伤病员；号召各行各业捐款资助起义军，做好部队的后勤补给工作；调遣东路、南路的农民自卫军前来助阵。南充党组织和民众的有力支援，给予作战官兵极大的鼓舞。
敌方仗着兵多、枪多，武器精良，进行疯狂反扑。敌人一面组织“敢死队”强攻，一面以何光烈的名义，在阵前进行煽动，致使起义军内部的动摇分子弃枪逃走，有的甚至临阵倒戈，对起义军造成极大威胁，形势越来越险恶。时近中午，秦汉三部一个连火线倒戈，起义军阵地出现缺口，罗泽州部乘机冲进城内，抢占了总指挥部。李家钰部也开始反攻。紫福观是敌主力的主攻方向，战斗尤为激烈。起义军第二路军二团团长姚源铎率部在此阻击敌军的进攻。他们居高临下，向敌猛烈开火，打退了军阀李家钰部的第一次进攻。旋即，李部组织大部队发动第二次疯狂进攻，敌兵漫山遍野像潮水般涌向山头。姚源铎身先士卒，率部顽强抵抗。在炮火支援下，击退了敌人的第二次进攻。随后，敌军增兵和组织敢死队采取正面强攻、背后偷袭的手段，组织第三次进攻。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姚团被迫撤退，并在元宝山占领有利地形后，突然反击，将敌压制在孙家沟，敌大批士兵被击毙在水田里，锋锐顿挫，但姚团长不幸被子弹打中头部，壮烈牺牲。为了把革命火种播撒在这块被起义军用鲜血染红的土地上，前线指挥所的何参谋在西兴镇的乳泉山石崖上写下了“苏维埃政权为工农”的大幅标语。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起义军伤亡惨重，被迫节节后撤。刘伯承在西山冒着危险指挥预备队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向东北方向的金台场转移。当天下午，部队转移到金台场。总指挥部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部队转移到开江县休整待命。
次日，起义军各部陆续向开江县转移。中共川北支部负责人及多数党员随起义军行动。部队在蓬安县周口渡嘉陵江时，遭到从绥定来的林翼如旅的袭击，部队损失严重。刘伯承率军经过艰苦的转战，于12月下旬带领余下的2000多人到达开江县。1927年1月下旬，刘伯承奉命到泸州重整起义部队。退至开江的起义部队，由于不愿意接受四川军阀杨森的改编，于1927年夏向川陕鄂边境转移，沿途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损失惨重，余部被强行收编。
泸顺起义最终虽告失败，但在当时“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固不能以事之成败论也。”①其意义和影响不可磨灭。1927年7月3日，武汉国民政府对泸顺起义部队发布嘉奖令。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在汉口秘密召集朱德、刘伯承、吴玉章、黄慕颜等人开会，讨论泸顺起义军的善后问题，总结经验教训。随后，泸顺起义领导人朱德、刘伯承、吴玉章等转赴江西，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走上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的新道路。②
泸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的尝试，是牵制敌人配合北伐的重大军事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发展，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争取改造旧军队的一个范例，③同时也为南充革命斗争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注：①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页。
②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版，第115页。
③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版，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