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北行署旧址

　　1949年12月10日，南充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宣告解放。南充解放，不费一枪一弹，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惊心动魄，这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南充解放前夕为迎接解放军顺利进城所做的大量缜密、细致的工作以及强有力的配合密不可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南充解放前夕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稳定南充局势，为南充和平解放，为四川乃至全国顺利解放谱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南充和平解放前的严峻形势
　　
　　（一）川北严重的匪患
　　
　　南充，川北重镇，地处嘉陵江中游，地理位置特殊，“西通蜀都，东向鄂楚，北引三秦，南联重庆”。但在解放前，南充由于交通不便而显得相对闭塞且独立，加之地貌类型以多山、丘陵为主，很多地方地势险峻，峰峦叠嶂，坡陡路窄，谷深岩悬，沟壑众多，加上竹树满山，荆棘丛生，极易藏污纳垢，所以历来是土匪啸聚之地。四川土匪多，解放前尤以川北匪情最为严重。1950年2月18日(正月初二)，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奉中共中央之令赴川北区就职，途中就曾遭遇土匪拦路袭击，可见川北匪情严重。而且川北土匪、兵痞常相互勾结，光天化日，拦路抢劫，杀人越货，令百姓深受其害，惶惶不安。这些土匪不仅祸害百姓，更视为百姓打天下的共产党为眼中钉、肉中刺，残酷杀害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作为川北重镇的南充，亦深受匪患之害，被土匪杀害的共产党人为数不少，导致中共南充地下党组织的发展举步维艰。
　　
　　（二）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剿共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受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影响，国民党对日本采取了妥协退让和不抵抗政策，而对共产党则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妄图确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对此，蒋介石说:“我们要抗日，必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1932年底到1933年初，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四川，建立了川陕苏维埃政府，蒋介石遂勾结四川军阀，不断发动对川陕红军的大规模军事围剿。1933年4月中旬，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派员办事处制定了《消灭共产党的方案》，7月又先后在成都设立了“四川督办公署成都分署”和“清共委员会”，对四川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党组织进行疯狂的镇压和破坏，致使四川党组织从1932年下半年开始，处于长达3年的低谷期。1935年蒋系中央势力入川，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地方实力派为抗衡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有所好转，党的组织在四川一度有所恢复。但也就在这一年底，蒋介石最终完成了对四川省政权的全面控制，四川党组织的活动重又处于低谷。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开幕。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通过了设立“防共委员会”等案。根据会议确定的原则，国民党于会后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在国民党中央反共方针的指导下，四川各地共产党及活动遭到当局进一步的迫害和压制，南充也不例外，共产党的活动陷入低谷。
　　
　　（三）抗战前夕蒋介石的“围共图川”
　　
　　蒋介石对四川可以说是垂涎己久。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然袭击上海中国驻军，淞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于1月30日宣布迁都洛阳，此时蒋介石就比较看好四川，只因此时四川处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之际，国民党势力没有进入。1934年底，四川局势的变化给国民党势力入川提供了大好机会。其一，1933年9月，刘湘在“二刘大战”中打败刘文辉，统一了四川，结束了四川持续20余年的军阀混战局面，但刘湘此时亦己元气大伤。其二，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乘四川大小军阀混战正酣之时由陕西进入川北且发展迅速，极大地威胁着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的统治。与之同时，四川“一些资产阶级己在暗暗把动产向沪、汉输送……，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从川省汇出的钱，就有一千五百万元”，使得军阀财源枯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几乎陷入绝境的刘湘，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救。其三，此时，蒋介石的实力己远远超过川军，中央红军也因第五次“围剿”失败而开始了长征。这样，蒋介石有力量、也有可能以“围共图川”的双重目的插手四川、控制四川，并在对日形势危急时，把四川作为后方基地。这从蒋介石于1935年3月至1936年4月期间的多次讲话中可见一斑。1935年3月4日，蒋介石在四川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扩大纪念周会上讲演说:“就四川地位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以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四川应作民族复兴之根据地。”1935年8月11日，蒋介石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又讲:“辛亥革命发端于四川。四川既为革命的发祥地，就应该做革命永远的根据地。”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出席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演时又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因此，1934年11月，刘湘去南京与蒋介石会商，双方遂达成以下协议:刘湘同意蒋介石派“中央军”驻川“围剿”红军，蒋介石则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四川“剿匪”总司令，统一四川军政，支持和维护刘湘在四川的地位。至此，蒋介石势力进入四川，四川地方中央化，川军国家化。同时，蒋介石将国防中心由西北转向西南特别是四川，并于1935年最终完成了对四川省政权的全面控制。作为川北重镇的南充，在四川这种大的背景下，共产党的活动亦愈发举步维艰。
　　
　　（四）抗战期间国民党对四川的深入控制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呼吁实行全民族抗战。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会上，蒋介石在其《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演中说：“国府迁渝，并非此时才决定的，而是三年以前奠定四川根据地时早己预定，不过今天实现而己。”会上决定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同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开始办公。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令将重庆定为陪都。在整个抗战期间，四川一直被确定为抗战基地，这从1946年4月27日蒋介石在《告别四川同胞》中的追述中可见。他说:“本人在民国初年上国父书中，详论中国革命根据地，就始终认定在我们中国各省之中，只有两省可当其选，第一是广东……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而四川则远处西陲，形势天成，估计当时的敌人实力，绝不可能深入到四川省来。……因此本人仍认为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从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到1946年4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还都南京令，其间8年多，重庆作为中国战时的首都，四川作为抗战的后方根据地，其行政方面有很多变化。主要有二，一是在抗战期间，蒋介石通过与川康地方实力派在省主席职位上反复争夺并最终取得胜利，以及新县制的推行，完成了对四川省政府和地方基层组织的全面控制;二是战争改变了四川行政运行的常轨，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役政、粮政成为地方行政中最重要的事务。由于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特殊的经历—重庆为陪都，四川为抗战后方根据地，因此国民党对四川的控制相当深入。而地处川北的南充，与陪都重庆一衣带水，又处于重庆与成都之间，因此也不可能摆脱国民党的控制，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异常艰难。
　　
　　（五）四川军阀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和对革命的破坏
　　
　　从1917年到1933年这十几年间，刘湘等四川军阀主要忙于混战。1933年春，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四川各军阀在反革命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暂时联合起来，共同围攻苏区，残酷镇压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1935年5月底止，党在四川的地方组织，除个别外，均遭破坏，活动停止。据《商务日报》1935年9月1日报道，刘湘特委会从1929年到1935年的6年中，捕获、杀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革命人士17000余人。由于四川军阀的疯狂破坏和镇压，使得四川各地阴云笼罩，一片白色恐怖。
　　
　　（六）中共四川党组织左倾错误方针的影响
　　
　　中共四川党组织当时受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带有左倾盲动色彩的口号和行动方针。如“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四川省委错误地指示党团组织不参加“反日会”的活动，放弃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失去了党发展壮大的时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动员群众举行各种公开的大会和飞行集会等，使得一大批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党组织和地下党员暴露了自己，大批共产党员遭到捕杀，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综上所述，解放前的南充，我党的工作处境相当恶劣，工作多遭破坏，党的众多优秀儿女惨遭杀害，工作开展异常艰难。
　　
　　二、南充地下党组织的建立及发展
　　
　　解放前夕的南充，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侯。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为保住政权，垂死挣扎。1948年4月，重庆《挺进报》被敌人破坏，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和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叛变，敌人立即派大批军、警、特四处搜捕共产党人。为了保存组织，8月，共产党发动了著名的华蓥山大起义。国民党立即派南充县警察局长林廷极带队增援，遭到起义军的伏击，林廷极被击毙。林廷极的毙命，令国民党反动派治集团大为震惊。蒋介石立即电令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与20军军长杨森紧急会商，在全省对南充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进行疯狂的抓捕和屠杀。1948年9一11月，岳池的邓惠中、张淑贞，中共川东第九工委委员、南充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杨裕，太平乡永兴场共产党员谯平安先后被捕；1949年3月，仁和乡党支部负责人赵树被捕，不久邓又天、谢泽川、陈用宾、杨杰、赵英明、贾可立、张崇古、李继白、李文轩、文德颂、刘挺佐、杨光烈等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也相继被捕。不仅如此，国民党反动派还加紧反共步伐，成立了“南充清剿指挥所”。许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儿女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屠杀和鲜血并没有吓倒真正的共产党员。尽管白色恐怖笼罩着南充，但这期间，中共南充地下党人仍然坚守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建立党的组织，争取进步人士，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
　　
　　1949年初，南充党组织负责人袁观、岳小平来到浸水乡，将早己与党组织有联系的乡长胡豫侯发展为党员，并建立起了迎接解放的根据地。1949年5月，川北工委委员王子度来到南充小佛乡，召集南充、渠县等川东和原川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了遂南地委，由王子度任书记，袁观、朱光璧、张乐山为委员，直属川北工委领导。鉴于朱光壁领导的川东第九工委和袁观领导的川西党组织己有横向联系，决定将其合并成立了南岳工委，由袁观任书记、朱光璧任副书记，岳小平为委员，直接由遂南地委领导。同年5月，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川北工委决定在西(充)南(充)蓬(溪)三县交界地开辟新区(即南充西区)，以连接三台、中江及南充、岳池片区。岳小平受命前往南充西区建立龙泉支部，由何学诗任书记。8月，龙泉支部在三会、金宝、晋新、永清、双凤、大桥等乡发展党员后，将龙泉支部改为总支，领导三县交界地区的对敌斗争。党组织的建立及对革命工作的领导，使南充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1949年8月，龙泉总支共产党员何动波以乡队副的身份掌控了龙泉乡武装，至12月初，龙泉总支接管了南充、西充、蓬溪三县交界的10多个乡，成立了500多人组成的西区武工总队，由何克明任总队长，何学诗、张家声、王大超任总队党代表；1949年12月8日，南岳工委南充特别支队在浸水乡正式成立，由胡豫侯任队长，袁观任政委，朱光壁任副政委。他们利用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对乡保人员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促其向人民靠拢，立功赎罪。与之同时，他们还发动群众抗丁、抗粮、抗税，开展学运、工运等，迎接南充解放。在南充地下党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各级党组织得以迅速建立并不断发展壮大，为迎接南充的和平解放积蓄了力量。
　　
　　三、南充地下党组织对南充和平解放的贡献
　　
　　（一）宣传全国的大好形势
　　
　　黎明前的南充，局势异常复杂，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失败，到处散布谣言，企图造成混乱的局面。为破除谣言，安定民心，中共南充地下党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宣传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为南充的和平解放进行舆论引导。1949年8月，南充西区地下党总支翻印了《七大决议的党章》《共同纲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土地法大纲》①等宣传资料散发各党支部，并将《约法八章》《四项公告》贴在各乡醒目地方，使赶场农民上街就能看到这些宣传资料。朱德总司令的侄儿朱楷书(1940年改名为朱再模，1952年改名朱辉)与马鞍地区共产党员戴冠雄等人按地方党组织的指示积极开展活动。1949年9月，朱楷书等人联合组成马鞍解放委员会，积极宣传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从事维护社会治安迎接解放的工作。1949年8月，中共川西营山特支和川东营山特支党员，以渠园小学为联络据点，办起秘密油印刊物《挺进报》，刊登进步文章，宣传解放战争消息。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夯实了人民群众拥护共产党和迎接解放军到来的基础，起到了破除谣言、防止反动派破坏、安定民心、促使伪乡保人员转变立场、立功赎罪等效果，为南充的和平解放制造了舆论。
　　
　　（二）统战国民党上层人士
　　
　　南充解放前夕，在战局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思想己发生动摇，如何做好这部分人的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南充的地下党组织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地下党人徐是辉等抓紧了对阆中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选定肖毅安为突破口，因肖毅安曾于1940一1943年任阆中县长，与当时阆中县长贺德府是暨南大学同学，通过肖毅安去做贺德府的工作，促使了贺德府在政治上暂守中立。陈仁(地下党的负责人，魏文引的化名)派刘松柏、徐是辉又派肖毅安去做当时到阆中的南充专员杨东柏、保安副司令潘勖铭的工作，杨东柏表示“部队全部交出，本人立即离队静候处理”，极大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中共地下党日兴支部，在李中福(中共党员，化名谢达夫)的领导下，对仪陇县警察大队开展统战工作(该大队下属三个中队，计有警士280人)，县警察大队大队长李章南见国民党大势己去，选择站到共产党一边。1949年8月，中共营山特支党员李煜生派共产党员胡若回仪陇争取到县参议长张幼房、县参议会副议长刘寿川等人，并通过他们做仪陇县高层在职官员的工作，卓有成效。同月下旬，李煜生将进步青年喻维庭(国民党代军长喻孟群的长子)发展为共产党员，利用其社会关系开展上层人士工作，争取到了唐绍虞(营山县参议长)、李大椿(退役还乡的上校副团长、兴业社副社长、仁字袍哥舵把子)、李少雄(曾任国民党营山县党部书记长、合川县长)等人，为营山和平解放大大减轻了阻力。统战工作争取到了一批国民党上层人士，为南充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
　　
　　（三）策反地方武装力量
　　
　　随着战局的发展，一些国民党驻扎在南充的地方武装眼看国民党大势己去，思想上也己发生动摇，做好这部分人的策反工作，让其为我所用，为南充的解放准备力量，南充的地下党组织功不可没。1949年8月，龙泉总支的杜进时、费子东等同志成功策反了三会乡南蓬盐场管理所警卫队，使警卫队的两挺机枪和20多支步枪及人员全部为我所用;李华杰、李昌培等同志打入设在西充占山的五乡(即占山、车龙、莲池、大群、金永)自卫联合特训大队，并做通了大队长王芝德的工作，使这支270多人的队伍也掌握在我党手里。随着工作的开展，南充的三会、中和、金宝，西充的高院、晋新等乡自卫队相继被我党掌控。在此期间，从重庆返回龙泉乡的何铁钢与何清淼等也在附近发展党的组织，并派李进、何子扬等地下党员做张甫君的统战与策反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加紧策反南充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恢先，经过我党的反复工作，终于促成其于12月10日率自卫总队起义投诚。在南充解放前夕，蒋介石为了组织所谓“川西大决战”，于11月下旬将驻南充的部队改编为新7军第2师，师长黄世熏于12月7日奉命将部队带到蓬溪，准备向成都集结，这时，和黄世薰私交很好的王文彝劝黄世薰起义，争取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宽大处理，在我党的策反下，黄世薰于13日宣布投诚。策反工作大大削弱了敌对势力，为南充的和平解放积蓄了力量。
　　
　　（四）维护南充社会稳定
　　
　　随着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挣扎，既加快了迫害共产党人的步伐，又蓄意破坏，制造混乱，妄图阻止南充的和平解放。因此，维护南充稳定，以便解放军顺利进驻南充，是南充地下党人要破解的又一难题。1949年12月初，国民党政府电令加紧镇压我党及进步力量。随着解放大军的逼近，为阻止解放军进城和防备城中有变，坚持反共立场的东城自卫大队长陈天寿奉县长兼自卫总队队长王德刚之令，悄悄将其部队从大西门带出，占领了西山制高点。得知此情，我党立即令己被策反的西城自卫中队长王平、唐继富率领两个中队布防于西桥河及茧市街一带，肖思义的北城自卫大队在三公庙至华滩河沿线布防，构成对西山、舞凤山的戒备阵势。8日上午，王德刚召集心腹密商，决定对城市进行大破坏，并在12月10日天亮前将狱中“政治犯”全部处决。9日中午，我党得知了这一计划。当日深夜，张恢先及其部下杀死监狱长，将张崇古等9名地下党同志救出。10日凌晨，解放军大兵压境，国民党县专署及军、警、特、保安团纷纷逃跑，南充城内除隐蔽的少数国民党匪特及散兵游勇外，只剩下自卫总队500多人。12月10日11时，张恢先宣布起义，分派自卫总队官兵维持全城治安，保护机关、仓库、银行及一切公私财物，防止国民党匪特及散兵游勇的骚扰和抢劫，安排得力官兵保护好进入南充城的水陆交通要道，以便解放军顺利进驻南充，并派出人员与解放军联络，以便及时组织群众和民众自卫总队官兵迎接解放军入城。12月15日，94团奉命西进，参加成都战役。临行前，南岳工委把特别支队调进南充与自卫总队一起维护治安秩序。20日，国民党宋希濂残部、大竹专员邱仲丕的保安队和家属及逃往大竹的王德刚的警察队共千余人流窜到南充芦溪附近，对南充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南岳工委和临时治安委员会研究决定，朱光壁、胡豫侯率特别支队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队共300多人，立即赶到芦溪进行堵击；邓安镇、袁钊等同志率领特别支队一个大队，与自卫总队共同负责南充城内的社会治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24日，邱仲丕投诚。在南充地下党人的努力下，破解了维护南充社会稳定的难题，为南充的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
　　
　　（五）促成南充和平解放
　　
　　随着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国民党残部如胡宗南、孙震部队及重庆、成都一带土匪多溃逃到川北一带，南充境内，几乎每天都有溃军过境，但由于南充地下党组织卓有成效的工作，南充城内，秩序井然，治安稳定，以至过境溃军误以为这里是共产党的窝子。1949年12月10日下午6时，南充终于拨云见日，冲破了黑暗，迎来了曙光，解放军二野32师94团田世繁团长、罗树春政委率所属各部分两路从西桥河、桓子河分别进城。1949年12月11日，临时治安委员会发出布告，宣布南充解放。
　　
　　就这样，南充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南充的和平解放，凝结着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智慧和心血，与他们艰苦、细致、缜密的工作密不可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促进南充和平解放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南充的和平解放，川东北政局的稳定，四川的解放，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妄图依赖美国的援助，盘踞西南，以四川为反共基地，负隅顽抗的迷梦，对全国的顺利解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释：
　　①1947年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土地改革法规。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实行。
　　
　　参考文献：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